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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吕正操

    来源:新民晚报2010-01-04 17:22
      ■百岁老人吕正操“莅临”家庭网球赛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009年10月1日,父亲与医护人员一起观看新中国60周年庆典——老人对电视直播中的盛况赞扬不已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自幼经受了国家贫困落后带来的屈辱,亲历了他一生106年间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有幸目睹了新中国成立60年后国家的繁荣昌盛,看到了从前在梦里也难以想象的国家走向强盛的现实。   吕正操   生平简介   1904年-2009年,辽宁海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1922年参加东北军,先后任团长、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奉命率部开赴冀中,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1938年起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行政公署主任、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副总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东北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军委铁道部副部长、铁道兵团副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铁道部部长、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等职。“文革”中受迫害。1977年后任中央军委委员、铁道兵第一政委等职。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他长期担任全国网球协会主席。   1991年5月,吕正操受中共中央委托,专程赴美国看望张学良将军,为改善两岸关系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   作者简历   吕彤欣,吕正操上将之子,1951年生于北京。1978年北京航空学院飞行器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在航天部12所工作。1986年经自费公派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硅谷高科技企业工作,2002年起回国创业。   1推准确说出纳米概念   父亲身体一贯硬朗,他的离去对我来说多少有些突然。2009年10月1日在医院里看大阅兵直播的时候,爸爸还高兴地与医护人员交谈,评论这个好、那个好。次日,我和家人一起去医院陪伴父亲。姐姐拿着最近拍的照片给他看,其中一张是我们新办公楼的外景,另一张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集成电路设备。父亲边看边饶有兴趣地询问。   遇到熟悉我工作的人时,父亲爱问:“彤欣在上海干什么?不是‘皮包公司’吧?”有一次,他问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时,顺口说:“纳米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这让负责集成电路产业的同志和我吃惊不已。   父母亲从小培养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家里订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画报》等杂志;《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父亲和母亲带着全家热烈讨论;后来,出版了一本画册叫《人与自然》,我们都很喜欢看。   小时候,我们和父亲一起到博物馆看化石,到过天文台看行星,观察过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艘载人飞船。小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论的话题无所不包:从生命的起源到恐龙的消失、从猿到人、从种子发芽到光合作用、从结冰到水蒸气、从轮子到摩擦力、从飞机到音速、从地球到月球、从每秒7.9公里第一宇宙速度到每秒11.2公里第二宇宙速度、从三大发明到牛顿和爱因斯坦、从十进制数字到电子计算机,还有从乘法口诀到极限的概念、从滑冰时打转到转动惯量守恒……   随着父亲,我们从小养成了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小时候,我们与父亲一起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有了电视之后,全家每天坐在一起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父亲习惯在中午看报纸,我时常一起看,与父亲讨论军事战况、国际形势、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体育赛事。父亲时常要我们和他一起对照军事地图、全国地图、世界地图和地球仪查找分析。   父亲曾题写一句话:“人,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多做事。”离休后,父亲始终关注国家大事。社会上的事儿他都知道,他每天读很多报纸,坚持记日记和读书笔记。父亲读书非常专注,有时拿起一本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吃饭也叫不动。   2走南闯北心系群众   由于多年在铁道部、军交部、铁道兵、三线建设指挥部任职,父亲跑   遍了国内主要的铁路和铁路施工现场。我从还由阿姨抱着时,就开始随着父亲走南闯北,从东北三省铁路运输,到西南三线建设;从大西北的戈壁滩,到黄浦江第一条越江隧道的施工现场;从赴海城地震灾区慰问,到唐山地震灾区救灾。父亲出访朝鲜、越南、蒙古、苏联等邻国时,就把我留在边境内。父亲出差时我在火车里跟警卫擦枪,父亲上班时我在院子里帮驾驶员擦车,父亲打网球时我在场边当小球童,父亲打桥牌时我也自愿跟着熬夜。   父亲出访越南时,由于要经过一个不通车辆的地区,胡志明主席特意准备了一辆两用轻便摩托车,给父亲沿丘陵中的丛林小路骑回中国境内。回到北京后,为了给国家节约汽油,爸爸时常不坐汽车,而骑这辆车到铁道部上班。直到有一次爸爸摔了一跤,蹭破了额头,保卫部门从此明令禁止他骑车上班。   三线建设时,我经常随父亲在西南度过学校的假期。我第一次随父亲到西昌开现场会议的时候,沿红土路面的盘山公路乘了两天汽车才到达,现在的西昌早已成为举世关注的航天发射中心了。父亲对他在三线指挥部的驾驶员非常赞赏,夸他开车时注意力集中,看见巷子里滚出一个铁环,就想到会有小孩跟着跑出来,先提前减速,再及时刹车,避免了一场事故。父亲要这名驾   驶员在施工部队中巡回讲演,大力宣传“安全第一”。   由于父亲是辽宁海城人,海城地震时,周总理指定父亲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当时,父亲刚解除“监护”,身边没有配备工作人员,于是上报由我担当临时秘书兼警卫。父亲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那段时间,经过“文革”多年的离别,前来看望父亲的老战友非常多,父亲的日常活动由我这个“秘书兼警卫”负责协调安排。有一次,父亲听到我在电话中,按照他的活动日程,向对方提议与父亲会面的时间。等我挂上电话后,父亲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安排会面,你要先问对方什么时间方便。”   唐山地震时,铁道兵很快调集了大量兵力投入抢险救灾。父亲当时是铁道兵政委,我随父亲乘212吉普车到了许多重灾现场。看到惨烈的场面,父亲的心情非常沉痛。当看到铁道兵指战员救出的失去亲人的孩子时,父亲当场提出收养其中的一个孤儿。 [[page]]   3全家喜爱体育运动   小时候,我和父亲谈起科学幻想中的未来世界,我问:“到那时,体力劳动少了,人类能干什么呢?”父亲回答:“体育运动。”他说:“人们在未来世界会开展很多体育运动,经   常比赛,发挥人的身体潜力。”在我们家,父亲和母亲都爱好体育,他们擅长网球、游泳、滑冰、打猎、骑车,母亲尤其热心于教各家的孩子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游泳和骑车。   父亲酷爱打网球,直到92岁才在大家竭力劝说下“挂拍”,此前每周要打四五场网球。年过100岁的父亲还饶有兴致地观看过我们的“家庭网球赛”。有人和父亲开玩笑,说他打球是别人喂到球拍上的,他也不恼火,朗声笑道:“接喂球也没那么容易啊!”   从小家里讲“三好”,“身体好”总是放在第一位。我们一家都爱好体育运动:父亲说他当年踢足球时擅长守门和前锋,百米跑到了12秒;妈妈在师大女附中得过跳高冠军、北平的中学200米跑女校冠军;姐姐进了北京大学的游泳、自由体操和花样滑冰校队,游泳和自由体操得过北京高校团体第一;我在初中和大学时加入了田径和游泳校队,经历了大运动量训练;我哥哥400米跑得过西安高校比赛第一名,他现在还在水库中冬泳,常常天不亮就从北京西郊滑着旱冰鞋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和黄敬叔叔家常一起去打猎,黄敬叔叔曾经是冀中区党委书记。黄叔叔的女儿小胖在我家隔壁的女一中上学,时常来我家。她在业余体校参加手   枪射击运动,父亲让她选了一支左轮手枪在家里练瞄准。在练习之余,她还常向我讲解手枪射击的要领。   父亲练习网球发球时,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在打比分时非常投入,只有在打完一分后才允许我进场捡球;一分没打完,不许我走动和说话。后来我自己打网球后才知道,在网球比赛中注意力稍有分散就要丢分。现在大家逐渐习惯了观看网球比赛时不走动、不讲话、不要分散运动员注意力。   父亲特别热心于推动中国网球运动的普及和发展。每个对过去中国体育运动不发达有所体会的人、特别是父亲,在看到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一次次捧得金牌时免不了会心情激动。在中国拿到男子体操团体冠军时,他的心电图出现了异常。从那以后,为了父亲的健康,家里人决定,不让他看比赛了。   4面对人生从容乐观   父亲记忆力特别好,他做事总是想好了就去做,永远向前看,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从来没想过将来会无路可走。   “文革”中,我们没有父母的音讯,我去山西农村插队,妹妹15岁就被送到了黑龙江兵团,姐姐到陕北山区里的公社医院当赤脚医生,哥哥到了长江边上的五七农场。我去过哥哥的农场,记得在长江边,哥哥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在冷风中与我长谈,鼓励我珍惜光阴,自学文化,将来总会有用武之地。后来,我自学所有初中、高中的数理化和英语课本,还和妹妹比着做了苏联的数学和物理高考题集中的所有习题。在那段困难的年月里,我们始终记着父亲的乐观信念。   在众人眼中,百岁高龄的父亲是个“最酷老头”,他幽默、睿智、超脱、豁达,经常讲出一些简单风趣的话,让大家感觉很有回味。   父亲告诉我“早饭前吸烟影响食欲”,是与我仅有的一次谈及“养生之道”;父亲有什么就吃什么,最爱吃涮羊肉;网球、桥牌、读书、京戏是他的“长寿秘诀”。   每逢父亲生日时,小辈儿们喜欢给父亲磕头,场面非常有趣。2009年元旦,小孙女给爷爷磕头,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笑得那样开心。对于生死,父亲很豁达。他曾说:“如果我没了,你们就登报发个告示,说我没了,别打电话找我了。”因为深知他的心愿,我们4个子女在父亲去世后决定不设灵堂,在告别仪式上特意避开“沉痛悼念”“永垂不朽”之类的字眼,并建议取消了哀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吕正操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习仲勋

    来源:新民晚报2009-12-30 16:05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78年,宝安县还是一个荒僻的小镇,而对岸的香港却是高楼鳞次栉比。我不解为什么一水之隔却有天壤之别。父亲坚定地说——    想要江山不变色,要让百姓过好日子         ■习仲勋、齐心夫妇和儿女们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回到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浴血奋战的陕甘宁边区,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祭奠父亲的英灵。   我的父亲习仲勋,七年前已离我们而去,但他老人家的崇高形象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关于父亲在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祖国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很多文章都写过了,今天我想从儿子的角度通过几件小事来追忆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习仲勋   生平简介   1913年-2002年,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特委代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绥德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组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西北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等职。1965年9月起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副厂长。“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十一届六中全会增选)、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习远平,习仲勋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于北京,少年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开始后随母亲下放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中学在那里度过。16岁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过工人,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   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及政府单位工作过。现任国际节能环保协会会长。   1装病逃学被识破   父亲抽时间给我们洗澡   在我童年记忆里,每逢周末我们从幼儿园里放假回家,只要父亲没有重要的会议和外事活动,他都会抽出时间来为我们洗澡,望着我那脏兮兮的小脸儿,父亲嗔怒地刮着我的鼻子:简直是个小泥猴!然后用他宽厚的大手把我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   我从小就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为了逃避上学,我耍起了“小心眼”,在软磨硬泡等小把戏被父亲识破之后,我想出了一个“绝招”——想办法让自己感冒、发烧,这样父亲就不会送我去幼儿园了。   一个星期天晚上,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猛然脱去上衣,跑到院子里去淋雨。父亲发现了,连忙把我从雨中抱回了屋子,他边用毛巾替我擦干雨水边问我:小傻瓜,你这是干什么?我咬紧嘴唇硬是不说。父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笑着说:如果你是想锻炼身体,培养毅力,我支持!年轻时我也顶风冒雪光脚在雪地里跑过40里路。话锋一转他变得严肃起来:不过,你要是想跟我耍花招——装病逃学,我决不会迁就你! [[page]]   1959年,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也分管统战工作。周恩来总理要求他广交朋友,关心照顾好宗教、民族、党派等人士的工作和生活。由于工作特别忙,星期天也安排得满满的。因为平常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住校,只有周末才能与父母亲团聚,所以父亲就安排些工作和照顾孩子两不误的“节目”。   当时我只有四五岁,可是像小跟班似的,跟随父亲去过傅作义家、屈武家、包尔汉家、赛福鼎家、张治中家、乌兰夫家、刘文辉家、邓宝珊家、荣毅仁家、十世班禅大师家、阿沛·阿旺晋美家等。如今回想起来,父亲当年的“串门”,是在连结一条无形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纽带。父亲与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那么真挚、那么纯洁、那么平和。尽管他们中有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但是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   2穿补丁衣服参加舞会   父亲笑着说“土”比“洋”好   虽然我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但是,孩童时代的生活并不宽裕。我是家里最小的,许多衣服都是哥哥姐姐穿剩下的,大的改小,红的染黑。上世纪50年代,国务院办公厅定期在北京饭店举办周末舞会,父亲时常带着我们一起参加。我可高兴了,在舞场里和小伙伴们玩钻桌子、捉迷藏等游戏。   在一次舞会上,周恩来伯伯见到我母亲   时说:“这么年轻哪像35岁、有5个孩子的妈妈呀(实际是4个孩子)?”以后总理决定,让我母亲参加外事活动。但是,父亲一直没有让母亲出头露面。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主政广东,才让母亲参加一些礼节性的外事活动。   有些人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参加舞会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都有些惊讶,便悄悄打听:“这些孩子是谁家的?”   国管局有位叔叔熟悉我家情况,他回答:“穿得这么破还能是谁家的?是习家的呗。”甚至有人在背后悄悄议论我妈妈,“习副总理的夫人穿着打扮那么‘土’呀?”妈妈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却笑着安慰她:“‘土’比‘洋’好!”   等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虽说父亲的职务级别工资很高,但要养全家九口人,还要不时接济老家的亲友,在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可谓“大有大的难处”。   妈妈是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普通干部,生活非常简朴。她乘坐公共汽车上下班时,看到有人在车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听新闻,极为羡慕,也想买一台听听。谁知到百货商场一打听,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要花几十元。妈妈踌躇再三,最终还是没舍得买。可是,当她从报纸上看到外地群众受灾的消息后,却毫不犹豫地从银行取出自己多年积攒的1200元,叫我姐姐去邮局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悄悄地寄往灾区。   3批斗会尴尬收场   澡堂里父亲与师傅们拉家常   1962年,康生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阴谋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张纸条: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从此,父亲被指责为“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背上莫须有的罪名,开始了长达16年之久的受审岁月。   1965年,父亲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他主动要求坚持半日劳动,半日工作。   “文革”中,有一天深夜,家里还有几个工人正围着桌子与父亲聊天。突然,闯进来一群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他们要抓父亲去西安批斗。也许是父亲的人格魅力征服了这些娃娃,在途经西安闹市区时,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大吊牌,被红卫兵押在卡车上游斗,可是他背后却有人悄悄地抬起膝盖支撑着父亲的腰部,为的是让他借点力。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   到了富平县,那是父亲的老家。听说要揪斗习仲勋,整个操场被围得水泄不通。那天,   天气特别热,太阳火辣辣的,竟然有人站出来给我父亲打伞遮阳。会场里,有个造反派头头嘶喊着打倒习仲勋的口号,结果没几个人响应,整个批斗会只开了10分钟就尴尬收场。   不料,父亲却对造反派提了一个要求:你们不要急着把我拉回西安,既然我已回到了富平,就让我吃一碗老家的哨子面再走吧……   1975年,父亲在北京解除“监护”,安排到洛阳住在耐火材料厂职工宿舍,继续接受审查。父亲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却得到洛阳的父老乡亲的理解、尊重、关心,有机会接触到广大工农群众,使他在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那时,我还曾经陪父亲到洛阳耐火材料厂里的浴室洗过澡,他喜欢坐在大池里边泡澡,边与师傅们拉家常。他饭后散步一个多小时,要去看看村头守瓜棚的老农和看水库的老头,途中还会与小山坡边的放羊娃聊上几句……   4复出后主政广东省   父亲冒酷暑走访23个县市   春回大地。1978年,父亲重新复出,先后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当时的广东也是“文革”的重灾区,可谓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父亲冒着酷暑走访了23个县市,足迹遍布工厂车间,田野村头,街道弄堂。   1978年,我去广东休“探亲假”,父亲安排省委办公厅的汪石同志陪同我和妈妈去了宝安县(1979年改为深圳市)。那是一座荒僻的小镇,这里撂荒了20多万亩耕地,外逃的农民如潮水般地冲击着边防线。我亲眼看到边防战士们押着偷渡客从白花花的盐碱地里走过,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在后衣襟上留下一圈圈白色的汗渍。面对着隔水相望的香港,那边高楼鳞次栉比,从罗湖口岸过来的年轻人,有的穿着喇叭裤,有的手提录音机……我感到一片茫然:为什么我们与一水之隔的香港有着天壤之别?   我向父亲谈了所见所闻。他老人家坚定地对我说:“要想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改造盐碱地,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父亲与省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请示中央给广东省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作为“试验田”先走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3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向世人展现了一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街道上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除了海内外的游客,还有许多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建设者、创业者……   看到这里天翻地覆的变化,父亲当年的话语又在我耳边回响:“要想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必须改造盐碱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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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谭政

    来源:新民晚报2009-10-06 15:30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爸爸从不谈及功劳,对《西行漫记》没有他的名字也淡然处之,他觉得——    多少战友牺牲了,他们才是真正英雄   ■谭政与女儿谭星明在一起资料图   【新民网·晚报推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格外缅怀爸爸谭政以及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一生的开国元勋及将帅们,在我的记忆中那最珍贵的部分变得越来越清晰。转眼间,爸爸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们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也在耳边回响。    1、没被斯诺写到   “革命不是为了留名”   爸爸在世时很少向儿女们谈及自己的功劳和贡献,从不喜欢吹嘘自己。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对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作出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36位当代军事家,爸爸荣列第20名。爸爸去世后,党、国家和军委领导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清廉自律、一身正气的典范。开国上将王平为我爸爸追悼会写的挽联是:“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也许这正是他戎马一生的写照。   我还在上中学时,有一次读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看到书中有那么多革命领袖及红军将领的名字及事迹,但就没有看到爸爸的名字。斯诺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时,我爸爸应该在陕北。带着困惑和好奇,我去问爸爸。爸爸亲切地对我说,当时他正得伤寒病,工作也很忙,所以没有见到斯诺。当时出来干革命,很多人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要是在乎自己的名字是否出现在他人的书里,革命还能成功吗?爸爸说,过草地时,有时走着走着,听到身后“啊哟”一声,回头一看,自己的战友已经陷入泥沼,一下子就牺牲了。“在长征中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啊,他们成就了长征的伟大,是人民英雄,但是他们的名字不可能都写进《西行漫记》。”爸爸说,大家接受斯诺采访,都是为了宣传红军、宣传长征,并不是为了个人留名。爸爸的言谈中,流露出对人民事业的执着,对个人名利的淡泊。   后来我看到一本在哈佛大学珍藏69年、真实记录红军长征全过程的回忆录《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发现其中有一篇是我爸爸在1937年以前写的,题目是《最后的一道封锁线》。人们说,《二万五千里》是长征最珍贵最原始的记录。当时,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后来这本由朱德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红军长征记》被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    2、排名有前有后   “不能都去当发动机”   爸爸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的亮点之一,就是1944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与会同志报以热烈掌声,后来还以谭政署名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报告,是由他起草,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和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的,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多次印发全党全军,被简称为“谭政报告”。   据爸爸的同事说,1960年夏,有人责问我爸爸:这是毛主席的著作,为什么用你的名字发表?197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重新发表了这一《报告》,署名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这使我很困惑。同年,我和丈夫钱建中陪爸爸在广州临时休养,当时主持广东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来看望爸爸,这是两位老人经历“文革”冤狱之灾后的首次见面。他俩谈到了这个报告,我们就问起署名问题。习叔叔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我爸爸接着简述了他受毛主席的委托开展调查研究,亲自起草报告的过程。他笑着反问我们:“你们认为留守兵团政治部能作报告吗?”尽管如此,我们从没听到爸爸在任何正式场合埋怨过此事。   1983年3月,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决定,将这一报告再次以谭政署名印发全军。   1988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回忆文章。他写道:“一个多好的同志和战友辞世了,我心里十分哀痛……故意将报告人谭政同志的名字抹去,这是很不公正的。谭政同志的这一功绩是不应埋没的。”真实的历史已得到还原,我们对此深感欣慰。   我曾经问过爸爸,他过去直接指挥过哪个战役?爸爸回答说,革命事业是一个整体,就像一辆汽车由很多零件组成。如果每个人都争着去做发动机,没有人愿意去做油箱,这辆车是无法运转的。政治工作就像汽车中的油箱,为整个革命事业输送能量。在工作中,要服从分配,顾全大局,甘当幕后英雄。   前些时候,有的图书和文章对东北野战军总部电报署名顺序作了一些评论和猜测。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是俗称的“林、罗、刘、谭”。辽沈战役期间,初时东总电报署名均为“林罗谭刘”,后改为“林罗刘谭”,后又改为“林罗刘”。文献记载,解放北平后,罗荣桓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刘亚楼留在北平筹建空军。这样,“林罗刘谭”就剩下林彪和谭政了。事实是,从辽沈战役到平津战役,一直征战到武汉、广州、海南,我爸爸始终和领导、同事合作得很好,从未计较过自己的排名。我爸爸的那番话,正是对那个电报署名问题的最好答案。    3、狱中写信教女   “公私界限必须分清”   “文革”中,爸爸被监禁了8年之久,他受到的委屈和折磨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直到1969年下半年,通过种种周折,我才打听到   爸爸的下落。从此我开始了与处于冤狱中的爸爸长达5年多的书信来往。在那个动荡年代里,在这几十封珍贵的狱中书信里,爸爸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一字一句地写下了他对我们孜孜不倦的教导。他鼓励我要勇敢地生活,做一个好人,好农民,一个更接近民众的人,要做自食其力的人,一个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要靠自己的奋斗去改善和解决。字字句句充满了一个慈父对子女的深爱。   1971年我被分配到福州市商业部门工作,爸爸那时仍在监禁中,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立刻给我写信:“在商业部门工作,经手的商品金钱多,经济手续必须一清二楚,不能有差错,公家的东西,一点不能沾边,公私界限必须分清。”爸爸还写道:“在商业部门工作,接触的面很广,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要密切联系群众,注意倾听顾客的意见,随时检查和改正自己的缺点,不可脱离群众。”我遵照爸爸的教导,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商业知识,认真对待每一笔账目,在工作中没有出过差错,并被单位评为优秀职工。在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得益于爸爸的教导,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自觉地分清公私界限。    4、复出不提要求   爸爸树立无言榜样   1975年爸爸复出后,没有因为受到委屈而到处抱怨或者向组织要求什么。因为没有房子住,他复出后8年中相继临时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京西宾馆、总参干休所,直到1983年才分到了正式的住房。   爸爸无言的榜样让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要做自食其力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做事,做事业,为社会作贡献。爸爸离去后,我们没有向组织提任何无理要求。当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靠自己的奋斗去改善和解决。   1969年,当学校停课,大学停止招生时,我们就上山下乡,当好农民。当大学恢复招生时,我们超龄了,就争取到美国去读书。现在我们已年届六旬,仍在努力为改善人类的健康而工作。目前,癌症已成为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及健康的头号杀手。我国每年用于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达数百亿元。通过对各种癌症的早期检测、准确诊断及科学治疗,人们能有效控制并降低癌症死亡率,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对社会的负担。作为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我丈夫钱建中创办了美国EDDA科技公司及其在中国上海的分公司,专门研发生产高科技智能型医疗设备,为对各种癌症的早期检测、准确诊断及科学治疗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以父辈开国征战的精神为榜样,全力与癌症作斗争,愿为帮助医生治病救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爸爸过去有那么多动人的故事,有一些是他亲自对我们讲的,有一些是我们从他的同辈的谈话中了解到的,也有一些是我们从已经出版的书中或报纸上读到的。他的故事、他的为人,永远激励着我们。    谭政生平简介   1906年—1988年。湖南湘乡人。1927年入党。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年起,先后任红军第四军前委秘书、三十一团党委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后方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东北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政委等职。   解放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副书记、解放军监察委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获得平反。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起任中央军委顾问。    作者简历   谭星明,谭政大将女儿。1975年从福州大学物理无线电系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1985年出国,获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弗吉尼亚空间实验室、西门子医疗设备公司美国分公司工作。现在美国普林斯顿EDDA科技公司工作。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谭政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聂荣臻

    来源:新民晚报2009-10-03 15:56
    1956年2月,聂荣臻和女儿聂力的合影   宽以待人,严于律己,遇事敢于承担责任——   毛泽东主席称赞父亲是个厚道人   我常常梦见父亲:在他居住了43年的老院子里,他坐在那把旧了的轮椅上,把自己置身于明丽的阳光下;他微笑着望我一眼,一言不发,而后,他微微抬起头来,深邃的目光望向湛蓝的苍穹。在他1992年去世以后,不知有多少次,我梦中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姿势……    1主席的评价是通过细节观察出来的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主席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对于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或明哲保身或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做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2即使自己受了委屈也不愿出声辩白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有些甚至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一顿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谋部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过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非常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3坚决不同意夫人做自己的办公室主任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   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了,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离休。1952年定行政级时,母亲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这些晚辈,一贯要求严格,他对某些高级干部子女胡作非为而家长又百般包庇纵容的情况,十分反感,曾大力呼吁“今后考核干部时,也把他对子女的教育情况列为德才表现之一,认真考核。把这一问题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又说:“如果不正之风在家庭里代代相传,那就不要多久,我们民族的精神、党的优良传统都将荡然无存,岂不可虞!”   父亲是有资格说这种话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安心干我的工作,从来没要求他给我额外的照顾。我爱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业,我和老丁的女儿聂菲,更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从小就听爷爷的话,从小就知道艰苦朴素,裤腿短了,接一块,继续穿。   家里人一直记得一件事:聂菲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在路上想买零食吃,挑来挑去,最后只买了一块果丹皮解解馋。聂菲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学校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外祖父是聂荣臻。从她身上,看不出有什么特权的影子,她朴素得就像一个平常人家的孩子。    4对身边的小战士也要用“请”字   我姑妈聂荣昌的三个儿子:李继津、李继宣、李继家,还有我姨妈张琪华的儿子周继刚、周继强,女儿周继英,都是从小就在我家生活。他们从小就受到我父亲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干事,稍有不慎,就会挨老人的批评。   周继强的父亲是我的姨父,也是个老革命。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他被叛徒出卖,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将姨父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头示众。解放初,小继强来到我家,父亲爱怜地抚摸着他的脑袋说:“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后要好好学文化啊!”父亲母亲生活上关爱继强,政治上、工作上却对他严格要求,决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纵。   上世纪60年代初,表弟李继家在北京军区某部当兵。有一年春节,部队放假3天,单位领导给了他7天假,让他回来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继家刚踏进家门,父亲就盯上了他,问:“继家,你回来干什么?”当父亲得知情况后,严厉地说:“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过完节,赶快归队。不能当特殊兵!”结果,继家在家呆了3天,就提前归队了。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没在外面惹过事,更没给父母丢过脸。每每谈起高级干部的家风,父亲赞扬过陈毅、陈赓两家,说他们两家家教好,孩子们懂礼貌,忠厚传家。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人家。   父亲厚道惯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响。他对我们还说过,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诚恳待人。父亲的厚道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对党、对领袖、对战友、对下级、对同志、对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厚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哪怕是面对一个护士、一个战士,说话时他也非常注重礼貌,不管让别人做什么事,他都要说:“请你”什么的,从不颐指气使,指责他人。   也许正因为他是个厚道人,他去世之后,才有那么多的人怀念他,念叨他。   聂荣臻   生平简介   1899年—1992年,重庆江津人,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文化,元帅军衔。   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7月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后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同年5月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和军委工作。1931年底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分局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局第二书记,平津卫戍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等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冲击。是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聂力,聂荣臻元帅之女。1930年生于上海。1950年入党,1960年参军。大学文化,留学苏联,高级工程师。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中将军衔。曾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第一、二、三、四届中国发明协会副会长等职。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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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任弼时

    来源:新民晚报2009-09-29 16:2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因病不能出席开国大典,而我有幸参加,他格外激动——   他和妈妈坐在门口等我回来介绍盛况   ■1950年,任弼时与家人在颐和园留影   资料图1947年,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爸爸这一生确实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青年时代就到莫斯科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激发着他对革命的热情,支撑着他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   回忆与爸爸一起生活的许多往事,就像品尝滋味醇厚的陈年老酒。尽管那些共同度过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却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    1不搞特权   临街老房住到去世   1946年,我和姐姐从老家被接到延安,开始了和爸爸妈妈一同生活的日子。那时候,延安的生活实行配给制。我刚到就领到了一个脸盆、一把牙刷、一袋牙粉、一块洗脸手巾和一只喝水缸子。我出于好奇,就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看,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粉色电光纸皮的小本子。那个本子真是好看。我看了又看,走开了,又回来。那个姓陈的管理员(因为妈妈姓陈,我就管他叫“陈舅舅”)见我喜欢,就把本子给了我。   我高兴极了,小心翼翼地拿手绢包了又包,回家后还忍不住拿出来看,就这样被弟弟看见了。我们展开了“本子争夺战”,正巧遇到爸爸回来,他就来看我们抢什么。等看到了本子,原本微笑的爸爸脸色一下子变了。他语气生硬地问我:“远征,这本子哪里来的?”我说:“管仓库的陈舅舅给的。”爸爸说:“你给我送回去。”我理直气壮地说:“不是我要的,是他给我的。”爸爸严肃地说:“这本子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怎么能这么特殊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生气。我吓得立刻把本子送了回去。回来后,爸爸还把我们教育了一番。从那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任弼时的孩子,我们不能搞特殊化。   1949年来到北京后,我们住进了景山东街。那是一栋古旧的房子,更要命的是,爸爸办公的房间紧挨着马路,常有公交车开过,很嘈杂。组织上为了照顾爸爸的工作和休息,准备让我们搬家。但当爸爸了解到新地方已经有军队驻扎,便坚持不肯接受组织的安排,他说“不能因为我而动迁一个机关”。就这样,我们一家一直住在景山东街的房子里,直到父亲去世。    2亲切慈爱   儿女捣蛋他不训斥   在家里,我们怕妈妈,不怕爸爸。爸爸很少对我们发脾气,就连我们淘气时,他也总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地教育。   1948年春,我们一家随中央进驻西柏坡。那时,朱德爸爸和康克清妈妈就住在附近。妈妈常带着我和弟弟到康妈妈那里去玩。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想出一个“点子”,就对弟弟说:“我们躲到爸爸妈妈的卧室,吓吓妈妈吧!”弟弟觉得挺好玩,就配合我的行动。我让他藏在床底下,我自己躲到门后头的灯绳下。妈妈和康妈妈进房后,妈妈先来拉灯绳。摸着摸着,她摸到了我的脑袋,吓得大叫一声。我一看形势不妙,就拉开灯,从她身边逃了出去。弟弟因为躲在床底下,逃得慢,被妈妈抓住打了两下屁股。爸爸回来后,我和弟弟不敢进屋,又想知道他的反应,便在门板外躲着听,一会儿凑近,一会儿退后,门板也跟着“吱溜吱溜”地响,很快暴露了我们的“行踪”。爸爸走出来,看了我们两眼,就把我们牵进屋里,笑呵呵地说:“你们可不能这么吓唬   妈妈啊!人吓人可是会吓死人的哦!”然后又说了些道理,并没有训斥我们。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不过,从此不敢再吓唬妈妈了。   入住景山东街之后,家里常常有人打电话来。我从小性子直,知道什么说什么,人家问我电话号码,我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弟弟一看我什么都说,急得大叫:“不能说!保密!”后来,爸爸也听说了,他倒一点没有责怪我,反而很耐心地教我:“是不能说的,如果有人找爸爸,说爸爸不在就行了。”   尽管爸爸对待孩子总是十分亲切,但在有些事情上,爸爸从不放松,那便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弟弟7岁时,爸爸特地给他题词:“小孩子要用功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爸爸常说:“现在我们打天下,将来靠你们建设天下。”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的兄弟姊妹都选择了技术专业,没有学政治的。因为我们知道,要建设新中国,首先需要科学技术。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激动难抑   高歌欢庆开国大典   爸爸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擅长画画,爷爷的像便是他画的,在武汉搞革命时,他还曾用画画来掩护身份。除了画画,书法、刻章、摄   影、打猎、垂钓等,爸爸也样样在行。我们几个孩子至今还保留着爸爸写给我们的字帖,家中留下来的许多照片也是爸爸拍摄的作品。和爸爸在一起,我们从来就不缺欢笑。   爸爸还喜欢唱歌、弹琴。1949年10月1日晚那场全家大合唱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1949年4月,爸爸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会后,中央书记处决定让他到玉泉山休息养病。由于爸爸血压高,医生不同意他参加开国大典。10月1日,当甘苦与共的同志们云集天安门城楼欢庆开国大典时,爸爸却只能在病床上,通过收音机感受这举世瞩目的激动时刻。爸爸的遗憾,全家人都感受到了。不过,很快爸爸就有了寄托。因为,当时在八一小学读五年级的我,成了家里唯一有机会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得知我要参加仪式,爸爸格外兴奋,叮嘱我回来后要详细汇报。那天,我们发了一身新衣服、新背带裤,就在天安门华表下坐着,坐了一屁股的沥青。仪式从下午三点开始,直到五六点结束,天已经黑了,警卫员派车把我接回了玉泉山。下了汽车,我居然看到爸爸、妈妈在山上坐着小板凳在门口等着我,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非要等我回来才开饭。看到我,爸爸很激动,从大门口走到房间的路上,爸爸拉着我的手问东问   西,我就特别仔细地讲,讲怎么升旗、朱老总怎么检阅部队、人群怎么欢呼等等,爸爸兴奋地听着,眼睛一直都是亮亮的,高兴极了。晚饭后,爸爸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个旧风琴,他弹琴,我们一家人,还有医生、护士、警卫人员一起唱歌,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你是灯塔》,再到《东方红》,很多歌曲都唱了一遍,一直唱到十点多钟。要不是医生强行命令爸爸休息,亢奋的爸爸一定会把歌曲再唱一遍。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么高兴,那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发自内心的歌唱。    4负重骆驼   重病缠身坚持工作   住在景山东街时,我特别爱看书,像《新儿女英雄传》《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有一次,我得到了一本《上饶集中营》,就靠在客厅的帆布躺椅上看起来,看得非常入神,连爸爸回家也没发现。爸爸当时就站在我旁边,问我:“看什么书呢?”我给他看了书名,并说这本书特别好,书里的人物都是英雄,他们面对严刑拷打都无所畏惧。说到这里,我忽然问:“爸爸,你坐过牢没有?”爸爸笑了笑说:“坐过。”“那你叛变了吗?”爸爸哭笑不得地反问:“怎么能叛变?那可是为了党的事业!”爸爸说得那么自然,因为这种信念早已在他心中扎根。然后,他给我大致讲了他两次被捕受刑的经过,其中在上海龙华监狱受电刑时,他的后背被烧了一个大窟窿,一直都留着伤疤。就是这次电刑,给爸爸的心脏留下了创伤。   1949年11月底,由于病情日渐严重,经中共中央批准,爸爸启程赴苏联治病。1950年5月,结束疗养的爸爸回到北京,便立刻投入工作。当时毛主席给他的批示是每日工作不得超过4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但爸爸是个一旦工作便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的人,根本不记得自己是个病号,经常工作到深夜。   就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后不久,1950年10月27日,爸爸突然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所有人猝不及防。此前几天,爸爸白天工作,晚上开会。倒下去的那个晚上,他还拿着朝鲜地图在研究。苏联医疗队还没赶到北京,46岁的爸爸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病因是脑溢血。   后来,我们看到了1949年爸爸到苏联治病时的入院诊断单,上面写着:“患者,任弼时,1949年12月9日送入本院。入院诊断为:顽固性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硬化,肾硬化,心血管硬化,心脏主动脉粥样硬化,中枢神经系统出现早期组织性变化,左脑发现部分损伤,一级心衰,糖尿病……”每每看到这些字,我都十分痛心,因为父亲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还总是说“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病情严重,才要抓紧时间多做点工作”。叶剑英元帅在爸爸去世之后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我想,这张病历或许就是一份证明。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任弼时生平简介   1904年—1950年。湖南湘阴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主任、总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中共长江局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等职。组建了红六军团,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后率部西征,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参加了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政委、西北局副书记等职。主力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中革军委委员、主席团成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41年起,任中央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直属部队司令员等职,协助毛泽东等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是中共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任远征,任弼时同志之女。1936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地区(长征路上)。1960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后,留校任预备助教。1963年起,先后在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二十三所、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监察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1998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委员。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任弼时
  • [晚报推荐]我的父辈:父亲要母亲拍下他那伤痕累累的腿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03 10:48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了让我们兄妹记住革命的艰辛,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   父亲要母亲拍下他那伤痕累累的腿 陈赓夫妇与儿女们合影   在众多的文学传记和军史、战史记载中,父亲的形象被作家和史学家描摹得栩栩如生。“陈赓救蒋”“陈赓蒙难”“上海特科的红队传奇”……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勾勒出父亲的“千面”形象。作为军人,他有着每一个军事指挥员羡慕不已的军旅生涯;作为父亲,他有着对孩子无私的疼爱与怜惜。   父亲去世后,母亲坚持要为他伤痕累累的双腿拍照,说这是父亲的遗愿,要让我们记住他革命历程的艰辛,让我们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   常有人问起父亲如何教育孩子,在我看来,说父亲教育不如说父亲的影响更为确切。不讲大道理,只让我们自己去看、去体会。这就是我们“大教无言”的父亲。    1、行伍出身的儒将   五代行伍、仗义疏财、扶贫济困,这是我们家的家风。   父亲的老家是湘军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十二岁便投奔湘军,转战十数省,骁勇善战,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因不满朝廷黑暗、军队腐败,三十几岁便解甲归田,置办田亩,日与渔农为伍。曾祖父常在宅前教孙辈们习武,讲述军中打仗的故事。家中大堂上悬挂着“陈”字大旗、80斤重的战刀以及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给曾祖父的亲笔题字……这一切对后代的影响刻骨铭心。   曾祖父不准他的两个儿子从军、做官。祖父在家中专门辟一屋,让“老而无依者养之于家直至安葬”。祖母更是有“陈家大屋”大好人之称,要饭的到她那里,肯定要得着。祖父虽然谨遵父命,身处乡里,不求功名,却心怀天下。从康梁变法、辛亥革命到湖南农运,他无不同情支持。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孙辈们报国之志难抑。父亲和我的叔叔们先后走上了行伍之路,接受了共产主义。   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父亲选择了从军。4年的湘军军旅生活,父亲从二等兵一直当到上士,练就了一名合格士兵应具备的素质。由于团长比较喜欢父亲,1921年,退伍时带父亲到了长沙,并安排父亲在铁路部门任职——一个薪水不少的职位,并且有幸成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何叔衡、郭亮、毛泽东等先驱们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在他心中燃起了希望的曙光。   在长沙,他读夜校、学马列、上师范、学英文,如饥似渴。如此旺盛的求知欲加之对政治的激情,父亲迅速成长为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1921年提交入党申请,1922年五六月间入团,年底转为中共党员。那一年,全中国的共产党员加起来也只不过200多人。   时逢第一次国共合作,父亲在党的安排下以中共党员、知识分子的身份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并被录取。在那里,他接受了当时最正规的初级军事院校教育。先进的世界观、先进的军事思想、先进的教学方法,对父亲这样一位既有实战经验又有文化的士兵而言,为他日后成长为一位立场坚定、骁勇善战、文武双全的将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文是父亲的另一个强项。由于当时他比较年轻,担任黄埔军校学生队队长,难免引来学员的议论。成竹在胸的父亲当即在黑板上写了满满一整板的英文,问他们:“你们认识不?不认识,就得听我的。”就这样,学识渊博的父亲把这批军校学生震慑住了。   父亲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掩饰身份,常以商人形象示人,更为了工作需要,和外国巡捕交往密切。有一次,外国巡捕竟然跟父亲商量:“共产党那儿有个陈赓,你给我提供消息,把这个人抓住。”父亲说:“好啊!”巡捕又问:“你认不认识陈赓啊?”父亲笑笑说:“当然认识。”“让陈赓抓陈赓”的故事,表现了父亲的机警、聪慧,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坚韧。    2、就是见不得孩子哭   前些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时,叶大鹰编导了电视连续剧《陈赓大将》。电视剧里的红小鬼九斤半,从江西追赶红军,追到贵州,又跟着父亲走进了茫茫松潘草地;他把粮食让给别人,自己偷着啃牛膝骨,最终没能走出那吃人的草地……那段时间,好多人见了我就会问,你父亲有没有提过这个故事。   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中难免有些创作的成分。导演采用的那段情节,改编自小学语文一篇课文《倔强的小红军》。不过话说回来,父亲确实不止一次和我们提起过“九斤半”。不过,他说的“九斤半”其实是两个人。长征前夕,父亲在中央苏区彭杨步兵学校当校长,他有一个小勤务兵,名叫“九斤半”。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原想带着他上路的父亲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从此便与这个小鬼失去了联系。而“九斤半”的另一个原型,就是课文和电视剧中提到的那个草地上的小红军。   据父亲说,过草地时,他在途中碰到了一个小红军,身体非常虚弱,父亲让他上马,却遭到了他的拒绝;父亲给他东西吃,他也不吃,还指着自己鼓鼓的粮食袋对父亲说:“我有东西吃!”父亲便继续上路,但渐渐感觉出一些蹊跷。当父亲折回并找到那个小红军时,他已经倒在路边没了呼吸。当父亲抱起小红军的遗体时,泪流满面。   小时候,有一次小弟弟生病。父亲居然躲进卧室,关上打针间、客厅和自己房间的门后,才允许卫生员给弟弟打针。当时我想,父亲这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怎么不敢看打针的场面呢。后来才知道,因为草地上的小红军,父亲落下了毛病——见不得小孩哭,一听到小孩的哭声,他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因为自己的疏忽而牺牲的一条生命。    3、两根弦儿拨不得   父亲有两根弦拨不得,一触动便会雷霆大发。第一是对老百姓不好。记得还是父亲兼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时,年幼的我看到家门外有人坐着。当时我家门口是有警卫站岗的,平时不会有人坐在那里。顽皮的我便拿起竹竿伸出去戳。那人说:“我肚子饿,不要戳我了。”我吓了一跳。吃饭时说到此事,父亲生气地说,他们是老百姓,以后不许这样!   还有一点也是父亲容不得的,那就是说谎。有一次,一个住在我家的孩子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影响了学习,自行把考试成绩由2分改成了4分。秘书发现此事后告诉了父亲,父亲让秘书到学校里调查。等调查属实后,父亲将他叫到面前,勃然大怒,大手往桌上一拍,桌上铜墨盒跳得老高。我当时就在旁边,吓得撒腿就跑,心想父亲是真生气了。    4、亲身经历教育子女   1961年寒假,出于治病的需要,父亲带着全家去了上海。他曾对妈妈说过,之所以不想去广州,因为他是病人,会给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央领导增添麻烦;二来上海是他出生入死战斗多年的地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让秘书带我们参观汪伪特务机关76号魔窟的天牢、地牢和水牢。天牢的院子是个大玻璃棚顶,敌人把抗日志士吊起来,在太阳下暴晒,不一会儿人就会晕厥过去。院子里有个水池,把人枷住头手,泡到水池里,水中全是蚂蟥等各类毒虫,可想结果会是怎样。而阴森森的地牢,小孩钻进去都要蹲着身子,更甭提大人了。后来妈妈告诉我,父亲曾多次对她讲,说我们还小,不了解他们的过去,要她多给我们讲讲他们是怎样为革命理想奋斗的。   父亲是个简朴的人,我们这些儿女小时候的穿着也总是朴朴素素,甚至打着补丁。关于衣服,我也出过一次洋相。在去上海的火车上,我剃着个光头,穿着旧鞋子和有补丁的衣裤,中途下车玩耍后居然被乘务员挡在了车外。直到长大以后,陈赓家的孩子常会听到一些认同的声音,说我们始终保持着简朴的作风。现在想来,正是父亲教会我们要豁达、泼辣地对待生活,淡漠浮华。   父亲的经历总能帮助我们克服不少生活中的难关。记得读书时候,有次在学校里被老师错误批评,尽管没有当面顶撞老师,但心里还是很不痛快。回到家后我便向父亲“诉苦”。父亲说:“你这个叫什么冤枉,我在长征初期因为被捕过,要受审查所以没有党籍,直到遵义会议后才恢复的。我从国民党监狱放出来后,王明指示,说我与蒋介石关系不一般。被捕后,要么叛变,要么被杀。若被放出来,多半不可靠了,并提出要对我下毒手。幸亏派出执行任务的人是我在上海特科的部下,对我十分了解而未动手。”我豁然开朗,心想,让老师骂一顿算什么?!   1961年3月16日上午,年仅58岁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时站在病房里,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原来大英雄也会被疾病打垮。今后,我想要了解父亲,只能从自己的记忆和别人的回忆中去寻找。    陈赓生平简介   1903.2.27——1961.3.16,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师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长,太岳纵队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解放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陈知建,陈赓大将之子。湖南湘乡市人,1945年生于延安。幼时随军直至北京上学。中学毕业考入军事工程学院。以后在技术部队工作。1984年进入野战部队,历任师副参谋长、团长、副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总参某局局长、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军衔。2003年退休后在北京定居。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我的父辈:父亲要母亲拍下他那伤痕累累的腿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贺龙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03 10:5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他说过——   衣服可以穿破洗破,但别被人指破 贺龙全家福,左起:贺鹏飞、贺捷生、贺龙、贺黎明、贺晓明、薛明 贺龙与妻子的合影资料图   【新民网·晚报推荐】“一个人能活一百岁也总要死去。今天死、明天死,反正都是要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表现在战场和法场上。在战场上要勇敢杀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法场上要杀要砍听便,临刑前的几秒钟还要高喊‘共产党万岁!’。这才是一个有气节的共产党员。”这是父亲在1948年对干部战士的要求,也是他百战沙场几十年的体会,更是他面对未来任何情况下的决心。   由一个当年从湘西山区走出,赶马川东的小骡子客开始,父亲举旗兴军,讨袁护国,23岁时就当上了团长,30岁在攻打武汉的战役中成为威震八方的北伐名将,被武汉国民政府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   然而,高官厚禄对于父亲贺龙来说,远远抵不上他对革命的向往。    1作为党员他满腔热血   在父亲看来,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谋财求官,而是要结束军阀混战,让普天下的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蒋介石以500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父亲,却丝毫动摇不了他崇高的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早已决心把毕生奋斗的目标都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应该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危难关头,就应该率先垂范,慷慨赴死。   父亲在世时很少提及家乡。因此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主要是父亲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而在父亲领导的这支一万余人的队伍中,有3000人是来自父亲家乡的桑植子弟,更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中的宗室亲朋。   起义失利后,这3000子弟兵几乎全军覆没,父亲仅带回了8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但这些依旧没有浇灭父亲与乡亲为国洒热血的激情。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家乡儿女加入了红军,投身革命。   之后,无论是坚守湘鄂西、北上长征,还是在策马太行山的历次征战中,父亲作为一代元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2作为同志他重情重义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忆起父亲最后那段日子便会流泪,说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同志们。其实无需多说,我知道父亲就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着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着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像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   母亲后来回忆,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更多了。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父亲对总理的深切怀念里,慢慢又添上了担心。报纸一来,他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不记得从何时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就挂上了笑容;发现哪个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对母亲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他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一句:“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甚至在被软禁的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都会嘱咐母亲让哨兵呆在走廊中,直至确定哨兵未淋着雨,才安然入睡。    3作为长辈他是娃娃们的亲人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父亲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这官衔究竟有多大。对我而言,“贺龙”这个名字,代表了“父亲”的含义;而这个名字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又超越了一个普通父亲所能做的,因为他早已成为所有娃娃的亲人。   在延安,有个干部级别很高,生孩子太多,养不起了,他就想办法要送到老乡家。结果无意中被父亲碰上,只好直说。父亲说,你们家里有困难,跟我说呀,怎么能送走呢?直到如今还有人对我说:“当初要不是你父亲,我姐姐就没了。”他事无巨细,见谁的鞋破了,父亲就把自己的皮鞋送给人家。大家有事都找他帮忙,不管大事小事。人们都说,找贺老总吧,找他准有结果,都给解决问题。   记得上中学那会儿,每到暑假,父亲会经常关心我和哥哥的同学是不是放假都回家了,并要求我们邀请一些父母都是烈士的同学到家里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临走前父亲还不忘嘱咐他们,下周六再来。受父亲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对生活有着明确的信仰:团结、勇敢,还有好胜。    4作为父亲他严格要求子女   诚实,勇敢,有爱心,是父亲的做人标准。在任何情况下,要先学会怎么做人,然后自然懂得怎么做事,这就是贺家祖祖辈辈留给后人的财富。他有一次问我,你的衣服是怎么破的呀?我说是穿破的,洗破的。他说对呀,可以穿破洗破,千万不要被人们指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在任国家体委主任时,他就跟运动员说:“你们可以输球,但不能输人。”他总是通过一些小事来教育大家。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他说话从来没有第二遍,他要树立规矩。比如,我们吃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吃多少盛多少,一定要吃干净,饭粒落在桌子上就捡起来吃。因为他带头捡,我们就学他,也这么吃。他很讨厌浪费。他说,把你们送到乡下,住个三年,让你们知道爱惜粮食。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勤劳勇敢,再富裕也经不起“糟”,他知足,有感恩的心。   我上学时,每个星期,家里只给5毛钱,其中2毛5是回学校的钱,回家再花2毛5,没有汽车接送。   哥哥考清华大学,第一年落榜了。爸爸没有利用权力,也没批评他,就是鼓励他。哥哥又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自己考上了。我们总是觉得父亲对哥哥太严厉了,记得他小学时,踢球把腿弄断了,那才有车接送,但这车也不是父亲的公车,而是到大街上找了一辆三轮车,包了一个月,每天早上到家里接。公私分明,规矩从来不会改变。    5作为丈夫他的爱平凡而深厚   父亲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他俩携手走过的27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丝毫没有因为相差20岁的年龄而存在隔阂。   上世纪50年代,父亲的出访频繁起来。有一次父亲要接访,就让母亲打扮一下一起去。那时没有化妆品,母亲把火柴吹灭,当眉笔用。好衣服需要去友谊商店买出国特供商品。母亲不是一个好打扮的人,平时就是穿军装。为了见外宾,要穿旗袍、丝袜,母亲直喊累。但这一打扮还真漂亮,当时父亲的眼睛也亮了。他虽然不讲出来,但从眼神上可以看出来,他欣赏她。   平常两人散步的时候,父亲走得快,母亲走得慢,父亲就对我说:“晓明,去看看你妈妈,妈妈走得慢,去陪陪妈妈。”类似的小事很多很多。   被关在山里那些年,母亲一直陪着父亲,几年监狱生活,母亲是唯一看着父亲经历这段痛苦的人。这是很难受的,但她坚持下来了。   “文革”之后,母亲坚持要为父亲平反,将骨灰找回,恢复名誉,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把骨灰安葬之后,母亲给中央写信。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看着她一字一笔地写。母亲写出真相来,影响很大,中央决定恢复父亲的名誉。   母亲将人生最后的力气都贡献在了这里,她对父亲的感情至深至真。很多年后看到母亲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我体会到,这份爱中包含的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儿女情长,其中包含着同志间的敬重、患难时的相惜、离别时的痛苦、回忆时的心酸,又岂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能概括的。    贺龙生平简介   1896.3.22─1969.6.9,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绥军区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贺晓明,贺龙元帅次女,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从1953年9月起,先后就读于重庆西南人民小学、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2003年从华孚集团退休。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贺龙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周恩来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03 13:3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周恩来四个侄儿女有的在部队三十多年,有的军龄仅几个月——   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 ■周秉钧(左二)参军前与伯伯、维世姐姐和金山的合影资料照片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们的七妈——邓颖超1992年7月11日去世了。当日所公布的她1982年6月17日重抄并补充了两点内容的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必要的。”   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先后参了军,有的在部队工作了三十多年,有的只有几个月便离开了部队,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参军的事都曾受到伯伯和七妈的“干涉”。    1、饭桌上的谈话    “去服兵役怎么样”   1961年初夏,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一个星期六,姐姐回家对我说:“伯伯让我转告你,明天请你到他那去一趟,说要和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姐姐一字一顿地回答:“未经授权,不便相告。”   第二天,六月二十五日星期天,上午我到了西花厅。伯伯不在,我问七妈:“伯伯要和我谈什么事情?”七妈也不肯向我透露一个字,只说:“事情很重要,伯伯有事外出了,回来后他会自己和你谈。”   到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于是谈话便在饭桌上进行了。   伯伯问我:“打算考哪个学校?”   “清华无线电系。”   “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自认为问题不大。   突然,伯伯把话题一转,问我想不想参军。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想,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正在参加空军选拔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   “现在进行得怎样了?”   “还顺利,区、市检查都通过了,现在只差到空军总医院去做低压舱等专业检查了,明天就去做。”   “有把握吗?”伯伯笑着问。   我挺自信地说:“有!听说体检到了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飞行员,也可以到海军去。”   这时伯伯突然又说了一句:“万一不合格,去服兵役怎么样?同样也是当兵嘛!”   说实在话,高中毕业去服兵役我可一点没有想过。不过从我懂事起,十几年来在伯伯、七妈的教育熏陶中,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概念:他们都是高尚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都是正路。所以尽管我对服兵役没有思想准备,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说:“行!去服兵役。”   “那么就这样,国家选一个飞行员不容易,如果选上了,去空军,当然要进航校学习飞行。如果是去海军,要直接去舰艇,当水兵,不要上军校。如果海军也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总之,要到战斗部队去。”   接着,他严肃地说:“那么有决心不考大学了?”刚才我还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本来为了高考,从高二我就开始努力,这半年多又下了大功夫复习备考,现在说根本不参加高考,事有些突然,更有些舍不得。可是事情已经谈到这个程度,还能说什么呢?我回答:“好,就不考大学了。”伯伯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才给我讲了为什么希望我去服兵役的道理。   “今年农村又受了灾,需要劳动力,今年复员军人都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咱们城市青年应征参军,这样就可以少抽或不抽农村劳动力服兵役,这不就是支援了农业生产吗?所以今年要增加城市征兵额,减少农村征兵数。城市青年参军,减少了城市人口,也可以减轻农村的负担。”   我注意地听着,他也放下了筷子,继续说:“你以为一个人非上大学不可吗?不,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得到很多知识,甚至会学到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你喜欢无线电,到军队里有无线电兵,当飞行员也要懂得无线电,你都可以去学呀!结合实际学到的知识,会更巩固、更有用。”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好男要当兵    “我可以动员两个”   1961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工作的堂兄尔辉结婚,因为他祖母和母亲都在淮安老家,伯伯和七妈为他们在西花厅举办了婚礼,饭前参加婚礼的三十多人一起照了相,我去晚了没赶上。饭后,七妈拉住我说:“你来晚了,没赶上照相,又要参军走了,来和伯伯照个相吧。”维世姐姐说:“金山也来晚了,一起照吧。”于是有了上面的这张照片。   这是我和伯伯的最后一次合影。   结果,我还是被空军录取了,进入了空军航空预备学校和歼击机航校,成了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在航校学习以及毕业时,领导们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要调我去飞运输机,我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我的照顾,因为飞战斗机要比运输机辛苦得多、危险得多,但是我想,既然进了歼击机航校,再改机种显然不合适,何况伯伯专门要求我“要到战斗部队去”。所以我坚持分配到歼击机部队,飞了近二十年的战斗机,常年在一线机场担负着国土防空的作战值班任务。   我参军后,先后在几个所在的军校、部队都听到首长们说:“噢,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那个侄子。我们听了总理讲话的传达。”原来1961年春,伯伯在北京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专就增加城市征兵,减轻农村负担,全国一致战胜自然灾害的问题,号召干部们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军,特别号召高级干部动员孩子带头参军,以推动这项工作。并说:旧社会有一句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我们新社会就是好男要当兵!我没有儿子,但是我有侄子,我可以动员两个。   伯伯动员的另一个参军的是,在读小学、中学时也住在西花厅的龙桂辉。他是随伯伯工作了十一年的龙飞虎的长子。当时他已经是地质部的干部,每月有几十元的工资。听了伯伯的话,到了他父亲任职的福州军区,地质部为他开的是干部介绍信。他父亲一看就火啦,说:总理是要他当兵的,怎么能来当干部,并把介绍信撕了,让他到连里当了一名上等兵,津贴费和列兵一样:6元!   我参军后每年都会拍张照片寄给母亲和七妈。1970年夏我回京时,七妈对我讲:“你每年寄来的照片,伯伯看了都说:还不像军人,还是个学生。直到去年你寄来的照片,伯伯才说:‘嗯,像个军人啦!’”    3、脱下军装回农村    “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1965年,我的大弟弟秉华高中毕业前,准备和邢燕子她们一样到农村去务农,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全力支持。但此时兵役部门到学校征兵,秉华被列入了应征名单。他把此情况向伯伯、七妈做了汇报。伯伯此时对秉华参军的“干涉”就是问了一句:“你不是想去当农民吗?怎么要放弃了?”   后来,秉华到了成都的一个军事通讯学院,当了一名有线电兵。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到北京当了工人。后来在单位里提干,做了人事、纪检和北京市出版局的打击非法出版物工作。2003年春,他被评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扫黄打非”先进工作者。   我们最小的弟弟秉和、妹妹秉建,分别在1969年初1968年夏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当时他俩一个刚满17岁,一个不到16岁。   秉和、秉建插队两年左右时,部队在他们所在的地区征兵,两人分别被贫下中农推荐参加了应征。结果秉和作为枣园村唯一体检合格的青年,到了新疆军区一个很艰苦的高山哨所,秉建到了北京军区的一个驻京部队。两人都高兴地向家里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但之后发生的事情,用秉建的话说是“始料不及”,用秉和的话说是“巨雷轰顶”!因为伯伯、七妈动员他们脱下军装,还是回农村、牧区去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伯伯、七妈讲的理由是:你们的父亲现在正在接受审查(父亲周同宇受江青“四人帮”迫害,从1968年至1975年被关押,1979年平反),你们的情况不符合入伍的政策;在农村、牧区,那么多人里挑上你们参军,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们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   十几岁的弟弟、妹妹虽觉得委屈,但还是听了老人的话,又回到了农村、牧区。所以秉和、秉建的军龄只有几个月。   秉和在延安农村劳动、生活了四年多,而秉建在蒙古包里生活、劳动近八年,才先后成了清华大学和内蒙古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这就是伯伯、七妈“干涉”我们兄妹四人参军的故事。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周恩来生平简介   1898.3.5-1976.1.8,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领导了南昌起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作者简历   周秉钧,周恩来同志侄子。1961年8月进入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空军第三航空学校学习。1967年4月起先后任空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政委、团副政委代团政委、师副政委、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科研处处长、空军司令部第八研究所副所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1988年被授予空军大校军衔。   1992年12月任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1993年11月-2003年12月任广州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巡视员。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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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马明方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04 15:21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首长连夜赶写工作报告,警卫员却累得睡着了,那次——    爸爸给警卫员当了一夜“警卫”   ■1959年8月,马明方和家人在一起,后排左一为作者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的爸爸马明方去世35周年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地活在我们心中。   爸爸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50多年的革命生涯历经沧桑,饱受风霜。很多领导干部谈到爸爸时都满怀敬慕之情,称赞他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中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对同志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至今还有很多同志都对他念念不忘,怀念他不仅是位好领导,而且还是位好老师、好长辈。    1被非法关押七年,他受尽酷刑   爸爸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担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酷,因为爸爸闹革命,家人亲戚都遭受到砍头的威胁,死的死,伤的伤,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他经常深入白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他还写下了一首诗:“不是孺儿不孝娘,重任在肩非寻常,过家不归算甚事,一切都应献给党。”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造就了爸爸无私无畏、胸怀坦荡、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在“文革”中,那是一段是非混淆的日子,爸爸被陷害。林彪、康生及“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他们互相配合,把他打成“大叛徒”,栽赃陷害用尽非人刑罚,把爸爸非法关押,残酷迫害达七年之久。   在我们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当时的“新疆马明方专案组”终于同意我们看望爸爸。我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爸爸,他已成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两眼发直,站立不稳,骨瘦如柴的老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竟一时惊呆了。我们心如刀绞,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爸爸使用的种种酷刑,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我们喊了声“爸爸”哭着扑跪在他的面前,他老人家流着泪扶起我们说:“别难过,来一次不容易,让我好好看看你们。”我们扶着爸爸坐下问怎么满口的牙只剩下几颗。爸爸把嘴贴到我的耳边低声说:“是被打掉的。”我们悲愤欲绝,而爸爸却反过来安慰我们说:“这算不了什么,他们能打掉我的牙,却打不掉真理,打人的人就是没有道理的人。”   1973年3月9日我们第二次探视爸爸,意外地发现他把头发胡须剪短了,虽然长短不齐,却显得精神了一些,他还幽默地说:“我要给孙女留个好印象嘛。”老人家和孙女们嬉戏亲热了一番,又告诉我们:“爸爸的问题让你们也受委屈了,但是你们要相信,我在新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2他提倡干部要在三年内成为专家   爸爸的工作作风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亲自动手,认真负责。他的很多文章、重要报告都是他找干部、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亲自动手起草写成的。原来跟随他的一位姓惠的警卫员满怀崇敬的心情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1948年他跟随爸爸到山西省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们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到了夜晚首长还要亲自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经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开始警卫员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上下眼皮直打架。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大亮,可爸爸还坐在桌前写材料。   这时贺龙司令员进来了(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很关心地问爸爸:“你一夜都没睡吧?”爸爸说:“时间紧啊,我把会议的材料整理了一下。”这时警卫员不好意思地掀开了爸爸给他盖在身上的被子,站立起来给贺司令员行了个礼,贺司令员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惠当了一夜警卫员啊。”警卫员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警卫员充满感情地说:“这种情况常有,首长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长辈啊。”   爸爸在主持中央组织部、财贸部工作期间,经常对干部说:“要精通业务,不精通业务,就不能当领导。”他提倡干部要在3年内成为专家,人人是经济家,并亲手制定了一套培养干部当专家的规划。爸爸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持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还说:“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唯一途径。”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他主动向中央申请降低工资标准   廉洁奉公,严以律己,爸爸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1952年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中央给他的工资级别定为行政三级。1954年他调中央工作后,了解到许多中央的部长甚至副总理的工资级别也比他低,感到很不安,主动向中央写了申请,要求将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妈妈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又调中南海党总支任专职   干部兼组织委员,在中央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了七年之久。但是爸爸对妈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打听,凡是爸爸工作上的事也从不对家人谈论。   记得妈妈在1965年几次请假,带妹妹小芳去外地求医治病。回来后爸爸说:“你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妈妈把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到了党小组长那里。这次事情使我们全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爸爸平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从不准我们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经常强调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决不允许家人占公家半点便宜。我上中学时,爸爸专门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明确规定,不准家庭任何人私用国家配给他的小车。有一次放学回家因自行车出故障未及时修好,我就打电话让小车司机接了一次,结果受到爸爸的严厉训斥。为此,爸爸还在党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要求秘书、警卫、司机和管理人员对他和家人进行监督。   1965年初,我结婚时爸爸很高兴,专门打电话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再三叮咛我们要一切从简,不要大操大办。但是我们想不通,爸爸这样的大干部,儿子结婚还这样小气,似   乎不大体面。爸爸知道后又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人民生活还很苦,干部子弟更应当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大手大脚乱花钱。”在爸爸循循善诱下,我们的婚事没有声张,没有请客收礼,只是贴上了大红“囍”字,家里人吃了顿便饭就把婚事办了。    4他每天抽出时间教警卫员认5个字   工作中对同志严格要求,但在政治生活上则给予极大的关怀。凡是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说爸爸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感到亲切,还能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位警卫员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当年爸爸工作之余就抽出时间每天教他认五个字。还给警卫员制定了识字计划,只要他有微小的进步,爸爸就很高兴,还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在爸爸的鼓励下,那位警卫员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终于能写简单的书信了。爸爸很高兴,特意把自己用的一支钢笔送给了他。   跟随了他多年的勤务员辛平同志,年龄大了要求上学深造,爸爸热情地支持,临走时给他开了欢送会。送他学习用具给予勉励,并告诉他:“以后走到哪里都不要给人家留下领导机关下来的印象,事事严格要求自己,老老实实做人。”十年动乱期间辛平受到牵连,他冒着很大的风险将他保存的爸爸数十张照片包起来,装在一个瓷罐里塞进墙里用泥封起来。打倒“四人帮”后,他亲手把照片交给了我们,干部群众与爸爸用生命凝结成的深情厚谊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爸爸离开我们35年了,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出生入死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没有忘记他为创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作出的卓著贡献。1980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报告》,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马明方生平简介   1905.12.14—1974.8.12,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做军事工作。1927年秋到陕北,历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记。1941年从苏联学习回国,路经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6年出狱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马广,马明方同志之子。1936年7月生于瓦窑堡,原籍陕西米脂。   1943年6月在组织的安排下被送到绥德干部子弟学校念书。1946年起在延安保育小学、临汾小学、西北保育小学、北京市101中学就读。1957年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念书。1960年到农村锻炼。   从1961年至1981年分别在陕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陕西省化工学校,陕西省委工交部,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作。1996年退休至今。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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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06 16:03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打电话来问,是否可支援一些奶粉帮助沪、苏、浙、皖等地孤儿院解燃眉之急。父亲说——    把孤儿们接过来,让草原养他们   ■乌兰夫与女儿云曙碧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每逢佳节倍思亲!”在全国各族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前夕,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乌兰夫同志。   为什么称“乌兰夫同志”呢?从血缘关系上说,他是我的父亲;但他又是我的同志,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如今,父亲溘然谢世已经21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时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1让她去吧    是鹰总得经受风雨   1929年夏的一天,我的祖父母从麦地干活回来,突然看见我的父亲向家里走来。祖母喜出望外,急忙叫出了我的母亲云亭。我和弟弟布赫初见父亲,愣在那里,父亲快步走过来抱起了我俩。   父亲17岁离家,到北平蒙藏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党派父亲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的学习成绩突出,提前结业当教学翻译,还参加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翻译工作。   父亲这次是受党的委派,从苏联回来开展内蒙古西部地下革命斗争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宣传革命,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虽然工作极其紧张,父亲却不忘儿女们的教育和成长,他说服祖父请了家庭教师,让我们家几个孩子读书识字。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为了抗战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一天,父亲的蒙古族战友奎壁叔叔悄悄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父亲从抗战前线捎来话,叫动员一批蒙古族青年去延安,并要我们家带头。父亲说,我家的孩子去了,别人家就好动员了。母亲让我、布赫、姑姑及亲戚家的孩子共十多个蒙古族青年学生一起出发,我们历尽艰辛,徒步到了延安,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延安,我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抽调一批人到内蒙古大青山开展抗日斗争,我主动报名。当时大青山的斗争形势很严峻,环境恶劣,条件非常艰苦,奎壁叔叔觉得我是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不赞成我去。父亲却毫不犹豫地说:“让她去吧,是鹰总得经风雨的。”他对我说:“到大青山是直接和敌人作斗争的,一定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脑子要灵活机智,意志要坚强勇敢。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当时,在大青山游击队里,我是唯一的女战士。   1960年三弟乌杰留苏回来,父亲要他“接触社会,到工厂农村劳动”。他在苏联吃了多年的“洋面包”,回来后马上去了包头的工厂,先在车间劳动,后来又去锅炉房,每天8小时用手推车推煤。“四清”开始,父亲又让他到内蒙古农村“搞四清”,和农牧民同吃同劳动,同睡一条炕,一去就是半年。   在父亲的教育和引导下,我们姐弟4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顾全大局    调拨粮食帮助兄弟省市   父亲有着博大的爱国情怀。身为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他总是自觉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的许多重大建设和重要历史关头,父亲都竭尽全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7年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当时划定的范围数万平方公里,是全旗最好的草场,需要搬迁的有旗党政机关、260多户牧民、1100多人,还有7万多头牲畜、一座喇嘛庙。一些喇嘛认为拆庙搬迁会亵渎神灵降罪当地人。父亲在动员干部群众服从国家需要的同时,要求做好当地王爷和喇嘛们的工作,搬迁中不能损坏佛像,不能丢失财物。在父亲的直接领导下,整个搬迁工作9个月就顺利完成。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粮食严重缺乏。父亲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他主动从内蒙古向国家调拨大批粮食,帮助兄弟省市解燃眉之急。他还冒着风险提出:“人民公社要大集体小自由,要给社员自留地,使他们有养猪和养鸡、鸭的条件。”由于父亲的努力,内蒙古各族群众基本没挨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接纳孤儿    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3年前,父亲的百年诞辰之际,在呼和浩特市的“乌兰夫纪念馆”里,曾出现感人的一幕:不少中年人从内蒙古的东南西北赶来,眼含热泪向父亲的塑像献上哈达。他们曾是孤儿,如今在草原上有了新家和亲人。   那是1960年的一天,父亲接到周恩来总理电话,询问是不是可以支援一些奶粉,帮助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的孤儿院解燃眉之急。周总理说,因为自然灾害,这些省市的孤儿院人满为患,食品严重不足,孤儿患病、夭亡的事时有发生。   放下周总理的电话,父亲陷入了沉思。奶粉只能解决一时之需,以后怎么办呢?“最好是把孤儿们接过来,让草原把他们养育大!”他和自治区其他领导商量,大家认为接3000名孤儿还是可以的,父亲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感叹地说:“乌兰夫同志是解决问题的能手!”   此后3年间,内蒙古先后接纳了沿海省市的3000名孤儿。他们小的二三岁,大的不过7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父亲要求“收一个、活一个、壮一个”,年龄稍大、身体好一些的送到牧民家中,年幼患病的先送育婴院治疗,等身体好了,才陆续送走。    4特殊礼物    两筒奶粉和两条毛巾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到国务院开会,看到总理和几位副总理都营养不良,工作又很辛苦,他很心疼。回到呼市后,父亲想给他们每人送点奶粉,增加营养。但父亲觉得“送礼”是一件大事,必须请示周总理同意才行。于是他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举着电话想了想后表示同意,父亲才让人把奶粉送往北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经周总理批准送的奶粉,竟然总理副总理每位只有两筒,每筒也就500来克。   我在延安结婚时,父亲精心给我准备了礼物——两条毛巾。布赫是父亲的长子,他结婚时,父亲送的礼物也是两条毛巾。   三弟乌杰结婚时,父亲正好在北戴河开会,他给乌杰在北戴河办了“一桌席”,只请了两边家里的七八个人。乌杰结婚得到我们几个都没有的“特殊待遇”,是因为周总理曾对父亲说过:“乌杰、杨珍云结婚,我代表女方主办他们的婚礼。”父亲回答总理:“还是我来办吧!”总理说:“一个上海姑娘嫁给少数民族,这是一件好事,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5“单刀赴会”    成功挫败分裂阴谋   父亲曾说:“我是蒙古族人,首先是中国人。”他一生坚持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繁荣发展。他根据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并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创造性地坚持和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60多年来,内蒙古的稳定和繁荣,与父亲几十年来的辛苦探索和工作,与他的智慧和心血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先后出现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东蒙自治政府”等组织,企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遵照中央的指示,父亲“单刀赴会”宣传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又亲自前去谈判,最终解散了这些组织,成功地挫败了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的诞生,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一个范例。   在内蒙古的民主改革中,东部个别地方照搬照套东北汉族农村土改的做法,大批牲畜被宰杀,严重破坏了生产。父亲及时制止了这些做法,并根据内蒙古的特点,提出牧区民主改革“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既废除了王公的封建特权,又避免了牲畜的损失和死亡,促进了畜牧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后来在全国牧区普遍推广。   父亲晚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呕心沥血。这部法律是父亲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并由他主持起草的。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事事躬亲,先后17稿,每一稿他都逐条逐句推敲。当中涉及的各方各部门关系、重要问题,他都亲自出面协调解决;一些重要条文,他亲自撰写。   父亲是我的好老师、好榜样,我为有这样的父亲骄傲和自豪!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乌兰夫生平简介   1906-1988,汉名云泽。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1929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蒙旗保安总队政治部代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和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   解放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者简历   云曙碧,乌兰夫同志女儿,蒙古族,大学文化。1923年5月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赛,16岁赴延安投身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6月参加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   全国解放后,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宣传部长、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党组书记、厅长、内蒙古人大党组副书记、自治区顾委常委、红十字会长等职。现为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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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谢觉哉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0 09:45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在任时,希望保持一条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通道—   他要求警卫人员不准挡驾来访者   ■谢觉哉和夫人王定国与孩子们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建国后父亲担任了内务部长,家乡的亲友认为父亲做了大官,要求来京看看,有的想谋个差事,有的也想介绍入学。   父亲回绝了他们的要求。在给大哥、二哥的回信中写了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佬倌(老家的一位姓周的长工成年累月只知道干活),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又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乡下对不捞油水不徇私情的清官的谑称)’。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这样,我们在家乡的亲友一直都生活在乡里。   “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父亲的这首诗正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1“要你们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经历了清末的软弱、腐败及列强欺辱的时代,也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南北军阀混战的岁月,特别是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的独裁统治,他深感几千年封建制度给中国留下的余毒,是中华民族复兴强盛的巨大障碍。他常说:“中国是个传统的官国,旧社会的人重地位,地位爬得高有剥削人的机会,能大吃其剥削饭。新社会的人重工作,工作做得多做得好,够得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也就为人民所称赞。”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打破旧中国“官国”的传统。   父亲一贯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党员,他希望保持一条与群众联系的通道,他在给宁乡县长的信中说:“谢觉哉愿意与人通信,任何人可以直接写信将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与他商量,最好不要写成公文。”他也经常告诉警卫人员,不准挡驾来访人员。在工作上,他是以一个人民的“长工”来要求自己,更以一个“焦官”的标准来要求家人。在他国家内务部长的任期中很少休过假。   我母亲是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并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和西路军考验的长征老干部,但在内务部我父亲只同意安排她在机要科当科长,按规定评定、并已执行了两年的行政11级也被父亲坚持退改为13级,让出这两级来为其他民主人士调级,这一让就是20多年,直到1983年全国干部普遍升两级时才恢复到原来的级别。   实行薪金制以来,由于我们家人口多,人均的生活标准就低于一般的高级干部家庭。特别有一年,一个家乡的孙女得了大脑炎,来京住院救治,每个月住院费都要100多元,管理部门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酌情一次性地补助了600元。父亲得知后,立即叫秘书将补助款退还,并且说:“我们比老百姓要强得多。”   父亲对子女寄予很大希望。他教育我们要学习马列、拜工农为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要有先忧后乐的思想,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1969年,“文革”中,我从部队复员到半导体工厂当工人,当时心情不畅,父亲指着早年写给我的一首诗“长成如有用,得子不嫌迟”对我说:“我   说的‘有用’不是要你们做官,而是要你们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他鼓励我从工人做起,在新的领域里钻研业务,成为专家。我很快熟悉了半导体晶体管制造工艺,成为主管,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和质量,并且在半导体压敏效应、半导体制冷等研究中取得了些成绩,在毛主席治丧吊唁期间,运用半导体制冷器成功地保护了他的遗体。   父亲对子女的工作安排从来不干预,他总讲:国家是有计划的,你们的工作由你们的组织安排。“文革”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我大姐仍然按组织安排,由北京市纺织局调往新疆工作。我大弟随北京电影学院到农村干校,二弟从朝鲜留学回来,也被分配在中朝边界的一个小县城工作。所有的孩子中,只有我因复员留在了北京。父亲从来不用自己的影响来安排自己的子女和亲友。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   父亲的一生,对我国民主制度和法治工作建设是有重大贡献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选择我   父亲担任开国时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大部——内务部的首任部长。内务部与各地民政部门积极工作推广普选,促进各地区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权建设过程中,内务部提出“民主建政”的方针。   然而,我父亲对于实现民主建政的难度是有充分估计的。1954年,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即将结束时,领导突然改变会议议程,批评内务部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他甚至提出内务部不应管政权建设的事。一时间掀起了拆除内务部,组建民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复转军人部等热议。事后,大概毛主席也看出了些名堂,他说:“分部可以,分三个部,分五个部都行,但都要谢老你当部长。”听了这话此事才作罢。   第三次民政会议后,我父亲对坚持民主建政的大方向仍然坚定不移。并根据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关于民主的谈话精神,在第四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对各级政权机关要进行民主监督。他认为:“人民有了权,又知道行使权,才能算民主。才不会被野心家篡夺。”“民主监政”在全国第四次民政会议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拥护,在会议结尾时,突然某省的民政厅长发表了反对意见。   他说:“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这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简单而又可笑的问题却得到了首肯。于是,国务院的某位领导立即赶到会场,批判内务部的方向路线错误,宣布延期散会,并要求到会者马上转变观点和立场,如不转变就地免职。这样,“民主监政”这棵嫩芽受到了彻底的摧残。我父亲是严守党的机密,从不给我们讲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最近看到这位江西老同志的回忆录,我根本不知道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很难想象当时父亲的心情。    3“人杀错了,冤死鬼要来找我算账的”   1958年,父亲因年老体衰,74岁的他向中央要求辞去内务部长的职务,退休养老。时值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中央安排董老(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同时推荐我父亲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父亲一再表示:“做这个工作,我是勉强的,本来应该退休的人了,但党让我接替董老   的手干下来,我想干就要干得好。”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请中央批准立即恢复核准死刑案必须报送案卷的做法,改变1958年以来用电报报案的做法。他说:“不能根据电报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几个字就核准死刑,一定要看卷,要研究案情。”他又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杀错了,人头落地了再也不能长出来。”好心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不一定要去看那些案卷,挂个名算了。”他严肃地说:“别的职务可以挂名,最高法院院长不能挂名,人命关天呀,要知道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啊。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是要来找我算账的。”为此他写了一首诗:“名是实之宾,无实何能名,名在职斯在,失职责不轻。”   为纠正1958年前后由于“左”的影响给司法工作和法院工作带来的严重困难,他从1959年到1963年的约三年半的时间内,不顾年老体衰,到各省市自治区视察司法工作达23次之多。   父亲提出: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要抓案子,不抓案子就不可能对审判工作有发言权。他亲自复查了一批案子,如:“江西保安队迫击炮连连长反革命案”,把一个湖南烈士的儿子因与迫击炮连连长同名而误判的冤案翻了过来。在平反了一个因“利用驱梅注射、强奸幼女案”的医生的冤案后,这个医生带着感谢信从甘肃到北京来看望他。父亲说:“人民的法院让一个没有罪的人白白坐了8年牢,不仅不应该接受人家的感谢,倒应该向人家道歉。”1962年,父亲在陕西视察,在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了“王为业反革命案”,王因为对公社化、大跃进有看法,向毛主席、周总理及全国人大写了十几封信,被以“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判了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上诉中院,又改判为20年;王仍不服,省法院改判为死刑。父亲说:“人民向主席总理写信有什么罪?几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阅案卷时,会说你们那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要加刑,这怎么得了。”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下,王被改为无罪释放,但承办人害怕,父亲当着他们的面在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老改的”。   繁重的工作使父亲明显地衰老了,1963年4月26日在扬州视察时,正逢他80大寿。回到北京后,5月26日,他突发中风,不得不终止了他为人民做“长工”的最后职责。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谢觉哉生平简介   1884-1971,湖南省宁乡县人。1905年中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3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秘书长。   1928年在上海主编中共中央刊物《红旗》。先后任毛泽东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谢飘,谢觉哉同志之子。1939年生于兰州,童年生活在延安。1965年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后服役于空军部队。1969年,被复员到地方当工人。1976年起先后在北京市计委、国家进出口委、国家经贸部及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工作。1990年后,派赴国外从事经贸工作,现退休。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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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0 15:40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由于战争时期和父亲长期分离,我们姐弟都有些怕他,一次——爸爸对妹妹笑了笑,她却吓得哭了   1949年,林枫夫妇在沈阳寓所和孩子们在一起,前排右一为作者来源:新民晚报   林枫   生平简介   【新民网·晚报推荐】1906-1977,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晋绥分局代书记、晋绥军区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副书记,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委员会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林梅梅,林枫同志女儿,1942年生于山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3年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硕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现供职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   我觉得,父亲和母亲传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对普通群众和对劳动的尊重和热爱。他们看到我们对服务人员态度不好,就会非常生气。从小,他们就让我自己洗衣服,还给弟弟妹妹洗衣服,带小妹妹睡觉。上大学以后,母亲给我每月生活费20元,因为这是大学生的标准生活费。他们是要我们努力养成一种意识:我们是普通群众的一员。   所以,这些年来,不论我们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灌输的这种“普通人”的意识、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坦诚开朗的品格,使我们总能交到朋友、得到支持。   1儿时记忆里,父亲好像并不喜欢我,我很怕他   母亲说,父亲生性沉默,除了喜欢看书,就是喜欢孩子。然而在我的儿时记忆里,父亲好像并不喜欢我和妹妹。他总是那么严肃,对我们不满意,我很怕他。   1945年9月,父亲奉毛主席的指示带着干部团从山西去东北。由于路上要过敌占区,中央指示不准带孩子。父母决定把3岁的我和11个月大的妹妹双双留在河北省涿县我母亲的老家。1948年10月,父母亲派人把我和双双接回了他们的身边。可是当我们在哈尔滨火车站重逢时,我和妹妹已经不认识他们了。1948年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们全家来到沈阳,我和双双直接进了位于北陵大院里全托的东北人民政府机关小学的幼儿园,很少有机会见到父母。   幼时和父母分离造成感情上的隔阂时时影响着我们,尤其当他们严厉批评我们的时候,就以为他们不喜欢我们,越发躲着他们。每逢星期六,他们派人去学校接我,我就藏在床下边不回家。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看着双双,慈爱地挑起左眉朝她笑。很少见到父亲的双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竟吓得哭了起来,父亲也很没趣地走开了。母亲说其实父亲挺喜欢双双,双双几个月的时候在父亲身上爬来爬去,父亲看着她说:“这个孩子将来忠厚。”   我和父亲最大一次冲突是1960年的暑假。那年,我18岁,刚刚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父母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在那里召开的会议,也带我们去了,我就和朋友们疯玩。父母很怕这样优越的条件会惯坏我们,天天逼着我们写大字、读报纸、学做鞋、纳鞋底子,早晨5点起来磨豆浆、帮助工人拔草……我很不愿意做这些事,常常溜出去和小伙伴玩。父亲发现了几次后,终于“火山爆发”了。他整整骂了我3天,而且上纲到“革命与反革命”的线上,他说:“少奇同志说‘以前是反革命的老子有革命的儿子;现在有可能是革命的老子有反革命的儿子’!”“你18岁了,整天还是玩、玩、玩。你妈18岁的时候已经在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了!你看看外边那些干活的农民,他们在18岁的时候要干活养家,他们能玩吗?”“干部子女条件太优越,脱离群众,很危险!”等他“骂”够了转身往外走时,还重重地说:“你到底走什么路,你自己决定,我没有时间和你没完没了地这么说!”   我被父亲骂得哭了好久,心里觉得很委屈,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他那么生气。暑假就是玩的时候,怎么会扯上革命不革命呢?过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看看这些年来在一些干部子女中发生的问题,才开始理解那时父亲思想中的深深忧虑。   2父亲要我们“沉下心来想问题”   父亲常告诉我们要“沉下心来想问题”,“不要跟着风走”。他和我说:“不要说很多话,要说一句话。”我明白,他是在告诉我,要把问题想透了再说话,只有把问题想透了,才能一句话点到实质。记得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北京市全天停课、停工打麻雀,我领着弟弟妹妹兴奋地爬到房顶上大喊大叫轰麻雀,父亲从屋里出来,厉声地叫我们马上下来。我当时很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这个谜到很多年后才解开了。父亲每当看到我们处于这种盲动的狂热状态时,就会很生气地说:“你们呀,就是跟风、跟风!”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姐弟六个都有过坎坷的经历。有时,对一些错误地对待过我们的人有情绪。父亲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就对我说:“你要给妹妹做工作,让她明白不应该对这些人有情绪。如果我直接和她说,她会伤心,因为她确实在‘文革’中因为我受了委屈。可是这些人只是普通群众,他们是跟着错误路线走的。如果我们的队伍在每次路线斗争之后就分裂成两半,那么这十次路线斗争之后,我们不是就分裂成二十片了吗?高岗事件后,中央让我出头解决高岗集团的处理问题,我见到高岗的秘书,他是一个青年,他知道什么,还不就是执行高岗的指示吗!我就给他妥善安排了。”   一些在东北工作过的叔叔告诉我,尽管我父亲在东北工作时期受到了高岗的压制,但在处理高岗集团问题时,他对于那些一度跟着高岗走的同志却没有落井下石、泄私愤,而是本着团结大多数的精神,宽宏大量地处理,使那些同志中的不少人在认识了错误后,又给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   3父亲在深夜里把我叫醒,说了他想念母亲的心情   1972年8月,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时,母亲还关在另一所监狱,父亲很想念母亲。一天晚上,他心脏病发作,医生对他采取抢救措施。他觉得自己挺不过去了,就把我叫醒,和我说了他想念母亲的心情。我看着父亲,觉得全身心都被他出自肺腑的话语震动了。可喜的是父亲终于活到了和母亲相见的一天。   1972年10月,在我们一再写信请求下,母亲终于被放出来了,在监护下住进了304医院。开始时,只许我们姐弟几个人探望,不许父亲和母亲见面。一个阿姨送给父亲几个很好的鸭梨,父亲舍不得吃,说要留给母亲。最后,几个鸭梨都干成了黑硬块,母亲还没有放出来。有一次回家,我就把这几个干梨带回去,扔在垃圾箱里。父亲一听说鸭梨被扔了,大发脾气。我吓得赶紧骑上车,从阜成门飞速赶回和平里5号楼,幸好垃圾还没有清理,那几个干梨还在。我把梨捡了起来,送回医院,父亲这才消了气。   母亲出来后,我把这几个干梨送给了母亲。母亲用缝被子的棉线织了个袋子,把梨放进去,挂在桌旁,天天看看。我去304医院看母亲的时候,把父亲在病重时讲的关于她的话告诉了她。母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我重复这些话。母亲去世前几年,我每年都回北京看她。她每次都要求我坐在她身边并说:“你再把你爸爸和你说的那些话说一遍。”我就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话。现在,母亲也走了,但她要求我重复那些话时的眼神还是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4父亲相信自己的冤案一定会昭雪   后来,父亲病情加重,1976年底,又患了脑血栓。尽管医院尽了一切努力,他还是在卧床11个月后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1979年7月和1984年7月,党中央先后两次对父亲的入党时间和所谓历史问题做了澄清,为他恢复了名誉。   父亲没有活着见到这一天。1975年,我从贵州出差到北京,曾陪着他度过了几个等待的夜晚,但什么也没等到。但这倔犟的老人执拗地相信,这一天会来到。他一再地说:“岳飞的案是孙子给翻的”,“盖棺不能论定”。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他兴奋地说:“我的结论有了!”有些老同志劝他马上给中央写信,他说:“中央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为我个人的事去打搅中央呢!”我想,父亲深深地懂得,只有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希望,他个人的结论才会有希望。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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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肖华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2 15:00
          父亲因病休养时写了一组纪念长征的诗歌,我惊愕地发现——   手稿的字里行间竟然满是泪痕   1965年冬,肖华全家在上海合影。前排左起:肖霞、肖霜、肖露、肖雨、肖云,后排左起:肖华、王新兰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16岁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点名调到总政任青年部部长。到总部工作后结识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伯伯长父亲18岁,对父亲的工作十分支持。1933年召开青年工作会议,中央首长全来了,周伯伯讲话时,突然有六架敌机出现在会场上空。周伯伯抬头看见几颗炸弹当空坠下,他大喊一声:“卧倒!”伸手将父亲按倒在自己身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父亲安然无恙……    1 患病期间,呕心沥血谱写《长征组歌》   全国解放以后,父亲长期担任军委总部的要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终于累倒了。1964年2月,父亲得了严重的肝炎。在总理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命令和安排下,由我的母亲陪同他到杭州养病。   当时全国正准备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的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父亲也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眼下又有了空闲时间,于是,父亲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   从9月到11月,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在这两个月时间里,父亲的转氨酶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   这期间我从北京飞到杭州探望父母,当父亲把部分手稿交给我阅读时,我发现手稿的字里行间满是泪痕,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知道父亲对长征的深深情结。   父亲将刚创作完成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随即给父亲打电话:“肖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在电话的另一边,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总政将组诗谱曲的任务分别下达给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当总理听说战友文工团在排练《长征组歌》,驱车前往,并对排练的演员们讲,你们要用肖华主任写“长征组诗”的精神来排练《长征组歌》。总理先后看了十七次《长征组歌》,他能一字不落地唱下全部歌词。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演出,连演30余场,场场爆满,很多老红军满含着热泪看完演出,仿佛又走了一次长征路。从此,史诗般的《长征组歌》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总理在弥留之际,还想再听一遍《长征组歌》……   十年浩劫,《长征组歌》也像他的作者一样,遭到不幸。小平同志复出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复排《长征组歌》,这才有了经过父亲修改歌词的1975年版《长征组歌》。   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是喜欢1965年版的《长征组歌》,它更真实地反映红军长征的全过程。    2父亲从不打骂孩子,空闲的时候,家里总是充满歌声   我们这些北京的“高干子弟”都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父辈很少给我们说教,讲大道理。原因是他们没有时间,繁忙的工作使我们见一面都很难,其次是父辈更注重身教。父亲白天在总政机关上班,晚上常被主席、总理或军委其他首长找去谈工作,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   父亲对家庭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的母亲王新兰是个红军时期的干部,抗战时期已经是正团职。实行军衔制时,按资历应评为副师大校军衔,由于父亲的干预,她只被定为正团上校军衔。日后,我母亲多次放弃升迁、晋级的机会。   在我们的眼中,父亲永远是年轻、乐观、有朝气、有激情的人,他和孩子们是朋友,从不板起面孔说教,也从不打骂孩子。当他有空闲时,家里总是充满歌声和笑声,他带领孩子们一起参加文艺、体育活动,一起走访总政机关基层干部、普通职工的家庭……   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吹号,弹月琴,弹钢琴,书法也不错……可惜的是,他的空闲时间太少了。他常常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读书,他读书的兴趣广泛:古书籍、诗词、马列经典著作、历史和文艺理论……战争年代他的马背上驮的不是生活用品,而是书籍,只要有时间,他会废寝忘食地啃书本,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几次申请得到机会都因为要派他执行新的任务而放弃了。所以,当我考上清华大学,父亲郑重其事地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大学,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并与我约法三章:学习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生活上要低标准,要向工农子女看齐;大学期间不准谈恋爱。   父亲对我——他的孩子中唯一的“男子汉”要求更严格一些。我们这些子弟常听到的两句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和“艰苦朴素”。我从小就不爱穿新衣服,所以常来我家的肖劲光伯伯给我起了个外号“贫雇农”。我在大学一年级入党时,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个红色笔记本,在扉页写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大字。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父亲待人厚道重情义   当他的老部下、老警卫员、老马夫……来到北京,父亲总是亲自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他们参观北京,和他们拉家常,临走他总会送上钱物(当然是他自己的工资),送他们到车站。   父亲对老同志、老战友,特别是老红军和有才华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即便他们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父亲也会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并实事求是地对他们功过给予正确的评价。   每当我放学回家,闻到一股米粉豆腐(这是我老家的特色菜)的香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伯伯又来我们家了。这些老同志,不管他们是哪个“山头”的,父亲总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他们也都愿意到我们家里来,可以毫无拘束地向父亲反映部队现状,谈自己对部队建设和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建议。父亲总是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拿到军委会议上去研究落实。   父亲不喜欢江青,但对于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却完全不一样,对这位革命“师母”非常尊敬,解放战争期间,贺子珍带着女儿从苏联回国来到哈尔滨。当时很多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碍于江青的面子,不敢见贺。贺的生活也安排得不好,父亲当时任一兵团政委,正在前线指挥围困长春。他刚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就带上后勤部长探访贺子珍,亲自安排她的衣食起居,并把自己的工资留给她。   父亲吃饭从不挑剔,从不浪费,有时刚来的战士把米饭做生了,他也会津津有味把饭吃完,也不会去批评战士。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把好菜好饭留给孩子们吃,而他吃最少的一份。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偶尔醉一两次,也准是和老战友聚会。    4病榻上父亲还在酝酿机构改革的设想   1983年,父亲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政协提案等工作,父亲又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1984年父亲深入工厂、院所、城镇调研,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报告呈中央领导,他是老一辈革命家中最早提出搞市场经济的人之一。   1985年4月,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仍不顾家人劝阻,忍着病痛,坚持参加政协会议,因为胃癌的扩散,堵住食道,父亲一吃东西就打嗝,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开会,父亲干脆不吃东西,坚持把会开完。   父亲住院时,已是癌症晚期了,他预感到自己时间不多了。病中他撰写了纪念牟宜之的文章“有功岂必书之碑”,对这位曾经是国民党的县长,曾经为八路军抗日作出重大贡献,后在父亲的感召下,参加革命的同志表示了深深的怀念。他还为《长春起义》一书作序。他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翻腾着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病痛使他无法伏案执笔,他便口述,请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呈中央领导阅。在这篇文章里,父亲分析了现存体制的弊病,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   他在弥留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伯伯匆匆从新疆赶回北京,并急赴医院,俯身对父亲深情地说:“你一生为党、为人民付出了一切,党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父亲对耀邦伯伯说:“谢谢党和总书记对我和家人的关心。”最后父亲对301医院的护士同志们说:“你们下去休息吧,我这里不要紧……”他嘱咐亲属,对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表示拥护和祝贺……   1985年8月12日,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69岁。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肖华生平简介   1916.1.21-1985.8.12,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团政治委员,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等职。   1975年起,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肖云,肖华同志之子。1946年2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文革”中当过炊事员,建筑工人,毕业后分配张家口铣床厂,担任工段长,车间负责人;1975年入伍在海军航空兵,历任助理员,科长,处长;1988年授予上校军衔;1989年转业下海,任公司总经理,董事,副董事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晚报推荐]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肖华
  • [晚报推荐]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李聚奎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4 19:05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非法关押、批斗、刑讯,他接连向总政党委写了三封信,坦然写道——   “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李聚奎与女儿李卫雨合影 李聚奎与战友合影   我的父亲李聚奎1926年参加北伐军,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使他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困苦、生死考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奉献了一生的人。   生长在这个家庭我感到幸运和幸福,这种幸运和幸福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在父母教诲下,我们懂得了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1、历经百战   “个人功绩最好不提”   父亲亲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战斗战役,如红军反围剿时率部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和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长征途中率红一师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金沙江,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抗日战争时转战晋冀鲁;解放战争时指挥了古北口保卫战,参加了军调部工作,参加领导了辽沈、平津战役的后勤工作;抗美援朝时负责后勤工作,建立了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放后组建了后勤学院和石油工业部,在总后勤部任职8年……   父亲一生中做过许多开拓性工作,但在一些宣传上很少见到他的名字。有些老战友和宣传部门的同志让他多谈谈、多写写,而他认为所有的功绩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个人的功绩最好不提。他说:“所有的名字都会随着时间流走,留下的只有那种精神。战争年代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哪!能活到解放是幸存者。要是宣传的话,应该多宣传党的领导和那些牺牲的烈士们。”   2、主席感慨   “搞石油艰苦呀”   我有3个哥哥和1个弟弟。   记得二哥曾经感慨道:我们的父亲就是一个工作的父亲。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出差在外,特别是1955年到1958年他在石油工业部当部长的时候。那段时间他消瘦得很厉害,直到昏倒在会场上,才不得不到医院去,经检查发现患了糖尿病。那时没有什么药物治疗,就是控制饮食,一天只吃二两多粮食,除了蔬菜也没有多少副食品。   父亲除了不得已住过几天医院,没回家休息一天,就到戈壁荒原和茫茫雪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到1958年3月他调离石油部时,我国已成功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大规模勘探了松辽盆地,确定了大庆油田,发现了井松基3号井的井位,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年前我看到父亲写的一篇文章,回忆他在石油部工作时的情景,其中写到1956年2月26日,他和当时任石油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汇报石油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后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呀!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我一下明白了,父亲是为中国石油工业有突破性发展在拼命啊。 [[page]]   3、我要活着   “看看到底谁对谁错”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受到林彪一伙的迫害,被强加了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邱会作等对父亲非法关押、批斗、刑讯,在精神上无情打击,肉体上残酷折磨,人格上肆意污辱。针对他们捏造的罪名,父亲接连向萧华主任并总政党委写了3封信,说明事实真相。我对父亲说:“现在都乱成这样了,写信能有用吗。没准谁又拿你的信做文章呢。”父亲说:“我按组织程序反映问题,到什么时候都不错。”停了一下他又说:“我在信上写了‘真金不怕火烧,不是真金烧掉更好’。”   在一次批斗会上,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负的腰伤复发,致使一段时间不能起床。在这段时间里,原来话就不多的父亲更是沉默寡言。二哥看了非常着急,担心父亲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走极端,就兜着圈子跟父亲谈到了这个问题。令他没想到的是,原来一点精神都没有的父亲突然睁大眼睛说:“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想到这个问题呢!我怎么能死呢!我要活着!这场戏虽然不好看,但我也要坚持看下去。我要等到最后,看看到底谁对谁错!”父亲是一条硬汉,理想信念已和他的生命融在了一起。   4、拍案而起   “不许侮辱革命烈士”   1968年2月,邱会作一伙开始对父亲实施关押,他们想把父亲打成假党员。但专案组会审几十次,诱骗、恐吓、体罚一一用尽,都未达到目的。父亲此时除对专案组提出的每个“新问题”作一次事实阐述之外,不再多讲一句话。然而有一次出现了例外:一个专案人员说:“你说贺国中是你的入党介绍人,但他都不一定是共产党员,我们不相信。”“啪!”半天没说话的父亲愤怒了,他拍着桌子:“不许你侮辱革命烈士!”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全部愣住了。此后,无人再提“假党员”问题。   1968年,北京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当我和三哥得知,有些跟我们家庭情况类似的孩子通过父辈老战友的关系当了兵,也向父母提出想这样做,还特别说明,不用他们出面,我们自己去找。父母听完我们的话,异口同声地说:“不行。”父亲说:“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你们去找谁都是为难别人,绝不能连累别的同志。”   不久,三哥被分配去了内蒙古农村插队,我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农工。当时我心里还有点怨父亲:干吗不让我们去闯一闯?后来我慢慢地懂得了:我们的考虑是从自己开始,而父亲首先想到的是别人。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父亲遵循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诬陷,更不诬陷他人,还要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   1970年4月,林彪、邱会作一伙把我们一家(父亲、母亲、我和弟弟)遣送到贵州省龙里县的一个山沟里(当年是总后的一个兵站)关押起来,准备以后伺机处置。那时我20岁,刚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病退回京,待重新分配工作,弟弟才15岁。我们一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多被软禁的生活。   专案组隔段时间就会来一次,继续让父亲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一次审讯,专案组为让父亲按他们预先写好的稿子“写”自传,对他实施了严酷的体罚,但父亲坚决不按他们捏造的东西写。最后,气急败坏的专案组组长一把夺过父亲手中使用了20多年的钢笔,狠狠地摔到地上,笔尖都被摔折了。 [[page]]   5、炉子无薪   父亲拾树枝母亲捡煤核   被专政的日子由于艰难而显得漫长,但父亲并没有消沉,每天早晨和傍晚他都要做一遍自己编排的徒手操。上午有固定的读书时间,下午来了报纸,他要仔细地阅读,这是他当时了解时事和国家状况的唯一来源。接下来他会在家门口十来平方米的一小块平地上散散步、扫扫地或做些其他家务。时间长了,看守人员对他的监视有所松懈,他就常沿着小路一直走到屋旁西边的小山上,有时还会拖回一些树枝,解决家里炉子生火的问题。   当时买煤和柴都要报兵站预定,由兵站从贵阳拉回。为了惩罚父亲,我家每次报了要买煤和柴,他们都故意找借口说没有顺便车,拖很长时间,有时一拖就是近两个月。燃料告罄时,母亲就到食堂烧开水的小锅炉棚捡煤核。锅炉棚里负责烧水的战士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常在锅炉里的煤还没有烧透时撤火,再用水浇灭,让母亲能多捡一些煤核。老两口就这样解决了燃料断顿的问题。   冬天到了,湿冷的气候使两位老人不断地生病,弟弟的手上也长满了冻疮。经过多次交涉,兵站终于给我们家发了一个小炭火盆,那时我们常围坐在炭火盆边上取暖、聊天。有一次我问爸爸妈妈:“毛主席说有些还没有被识破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被培养成为接班人,我觉得林彪、邱会作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能被识破吗?”爸爸妈妈回答说: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6、五份“遗产”   鼓励子女自尊自强   父亲晚年曾总结自己的一生有三次遭遇逆境:第一次是1930年打“AB团”,第二次是西路军失败,第三次就是“文化大革命”。三次都是差一点丢了性命,三次也都是在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努力下获得了胜利。   父亲在80岁那年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座右铭”:“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段话正是对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5年12月底,81岁的父亲想到要为子女留下点什么。他抱病抄录了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他的“遗产”分送给我们,再次勉励儿女自尊、自强、自立、自律,遵纪守法,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13年了,开国将军们健在的也不多了,但我的感觉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我们。我想这是因为这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已把他们的精神留在了我们的生活中。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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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宋时轮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6 15:44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家平时客人多,无论公事,还是私事,从不用公款招待。父亲说——“谁请客,谁花钱,绝不能揩公家油” 上世纪80年代,宋时轮与女儿宋崇实在程家花园家门口合影 宋时轮与战友的合影    宋时轮   生平简介   1907年—1991年,湖南省醴陵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时期,历任湖南萍醴游击队队长、红军学校分校校长、军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纵队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处长、山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长、兵团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作者简历   宋崇实,宋时轮同志之女。1944年12月生于延安。解放后,先后在南京中山东路小学、北京育英小学、南京市二女中、北京师大女附中、首都师范大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在解放军4647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两年。1970年,经组织分配到学校当教师,2000年退休。   父亲平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衣服破了,补补再穿;房屋坏了,修修再住;家具旧了,能用绝不扔掉。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姐姐的大儿子在部队表现不错,准备提干。当部队领导知道他和我父亲的关系后,要求他走个后门,为单位买台彩色电视机(当时供应很紧张)。他只好来跟我父亲说。父亲回答他:“我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为党和人民办事,不能谋私利,你们单位也不能走我这个后门。”结果,他不仅没能提干,不久就复员了。   我们子女从来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没有依靠父母的关系,为自己谋个好出路。    1体恤部队官兵,停训突击治病   父亲的人生之路荆棘丛生。为了寻求救国之路,他投笔从戎,从湖南醴陵老家,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父亲被抓进监狱,关了两年。由于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党组织托人将他担保出狱,但出狱后,他却阴差阳错地没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找不到党组织的父亲,千辛万苦回到家乡,组建游击队,公开向反动派宣战。后来与组织联系上了,从此参加了红军,转战南北。   父亲在革命队伍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34年,他在红军大学学习的时候,被左倾路线错误地怀疑是反动组织“AB团”成员,开除党籍。他痛苦万分,但是他坚信党组织一定会弄清是非曲直的,所以,他忍辱负重,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组织上又恢复了他的党籍。   父亲一贯以“治军严明”著称,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敢打硬仗、恶仗。1948年,父亲率华野十纵,在桃林岗,阻击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东援被我军围困的国民党区寿年兵团。蒋介石和空军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上空督战。邱清泉使出浑身解数,下达“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死命令。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全使上,多次组织部队反复进行集团冲击,想杀开一条血路。父亲要求部队:“寸土不让,顽强死打,适时组织反击。”战士们以气吞山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敌人展开了五昼夜的浴血奋战。桃林岗阵地始终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使得敌人无法前进一步,眼睁睁地看着20华里外的区寿年兵团,被我军全歼而无可奈何。因此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排炮不动,必有十纵”。在战争年代,父亲率领的十纵,是以善打阻击战闻名的。   1949年,父亲率领第九兵团解放上海时,部队对上海人民秋毫无犯。刚进城区时,部队一时没有住房,就只能睡在马路上。   那时,父亲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率领部队迅速清剿残敌、土匪、特务,并镇压反革命活动,恢复社会治安。命令上海青红帮流氓头目黄   金荣等交出名册,很快掌握了青红帮在上海的分布。   陈赓到上海时,钢笔不慎被小偷扒走了。父亲向陈赓问清了钢笔的特征和丢失的地点,随即交待市公安局长杨帆通过帮会组织寻找,结果第二天钢笔就完璧归赵了。陈赓大为惊讶,高兴地说:“老宋呀!你真行啊,没想到你成了上海帮会的‘总司令’了!”   7月,第九兵团奉命移驻上海郊区,实施准备解放台湾的登陆作战训练。父亲深入部队,查看部队水上练兵情况时,发现许多战士染上了血吸虫病。父亲懂点医,深知此病的严重性。他果断地报告上级,决定一律停训,突击治病。在党中央、军委、华东军区、上海市委的全力支持下,紧急动员上海全市医院的专家、医生、护士,组织医疗队下部队集中治疗。部队营地瞬时间变成“医院”。国内没有治疗血吸虫的特效药(三价锑等),就向国外买。经过一两个月的治疗,战士们的病基本上痊愈,又投入了战备训练,也为以后的抗美援朝,从体质上奠定了战斗力的基础。   父亲秘书王剑君的孩子患有气管炎,久治不愈,家中老人束手无策。父亲得知后就亲自开了一个方子,叫他用川贝母和蜂蜜熬了服用,说自己年轻时患有很严重的气管炎,服了这药就好了。王剑君的父母照此药方喂孩子吃,果然好了,从此没有复发。 [[page]]    2严格要求子女,夹起尾巴做人   父亲一贯要求子女做普通劳动者,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父亲说:“干部子弟没有特权、没有特殊待遇,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是干什么的,要夹着尾巴做人。”平时他对我们子女要求很严格,不准坐他的汽车,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洗衣、做饭、踏缝纫机,都是在他的这种要求下逐步学会的。   上幼儿园时,一次我吃饱后碗里还剩了口饭菜,父亲让我吃完,我不肯。他就跟我讲“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讲农民种粮食不容易。可我眼泪汪汪的,就是不肯吃。父亲火了,拍着桌子逼我吃。我最后不得不吃光了剩在碗里的饭菜,但从此我养成习惯,碗里的饭菜一定吃干净。   上世纪60年代,一次暑假,我们全家去黄山休假。父亲让我和他的侄子宋志真,先去黄山附近的农村劳动并搞社会调查。我头一次到山区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都觉得很新鲜。每天清晨,太阳刚映红山顶,我和志真就已经和农民一起喝完菜糊糊粥,背上竹篓,在竹篓里放上一竹筒水和干粮,拿着锄头,翻过一个山梁去山腰间的玉米地里锄草。到了地头,坐下喝口水,休息一会儿就干活。中午找两根小树枝做筷子,夹着咸菜就饼吃,喝   点水,再锄草,直到太阳落山时才收工回家。沿途再割点羊草放在竹篓里,晚饭再喝点菜糊糊。然后出门去做社会调查,和农民聊天,或在煤油灯下写暑假作业。几天下来腰酸背痛,但使我对农民的艰辛深有体会,同时进一步了解了我国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形势。约两周后,我们回到家人身边,向父亲汇报我们的收获和体会。这个暑假,父亲让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在北京,我家门口有一块荒地,平时父亲利用休息时间,带领全家开荒种地,清石块、松土、施肥、种菜、种果树,从小培养儿女们爱劳动的习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还真得到了“自留地”的补贴。   我家的工作人员与我父母的感情都很深厚。平时,父亲的警卫员、司机等和我们一起吃饭,粮食不够吃,我们就把棒子面和着胡萝卜缨、野菜,蒸着吃。开始时不收工作人员的伙食费,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才象征性地收一点。上世纪60年代时,国家经济困难,司机肖焕荣有了孩子,家里生活拮据,我父母就每月拿自己的工资资助他20元,我家里有什么吃的还让他带些回家。   我家平时客人多,无论公事,还是私事,父亲从不用公款招待。单位来人谈工作谈得晚了,或者来京开会的老战友、老部下,都是父亲自费留客吃饭。单位要报销一部分开支,父亲不肯,“谁请客谁花钱,不能揩公家的油。这是一条规矩,我不能带   头破坏。现在社会上用公款请客送礼之风盛行,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坚决抵制。”他还说,“想占党和国家的便宜的人,还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么?贪污腐败从何而来?!”    3潜心军事科研,立下汗马功劳   解放后,父亲任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以“治学严谨”著称。记得在南京的家里,经常夜深了,父亲办公室里的灯光还亮着;清晨我醒来,父亲早已不见了踪影,原来他一大早就去看部队出操和检查内务去了。由于过度劳累,父亲的头发过早地全白了。   1957年底,父亲调到北京,协助叶剑英元帅组建军事科学院。1959年,叶剑英院长让父亲组建军科外军部。这是一个全新课题,父亲与大家反复研讨组建方案,积极挑选人员,收集资料,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翻译马克思军事著作时,他要求从事译校的工作人员“必须十分严谨小心,九点九分都不行。不仅文字要搞得非常准确,就是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成品质量务求上乘”。父亲在军科任副院长、院长近30年,成果累累,他要求军科出的科研成果都必须是高水平、高质量的。   父亲时刻关注国际风云。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父亲认为当时我国80%—90%的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能力都在沿海和“三北”地区,如果“诱敌深入”,损失巨大,在现代化战争的今天已不可取,应该取消。经过深思熟虑,他向中央军委提出修改战略方针的建议,结果被采纳。   1980年,中央军委决定编写军事百科全书,提出“全军动手、专业对口、军地结合、分工合作”的群众路线,以及“抓紧时机、好中求快、质量第一”的工作方针。任命父亲兼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当时父亲已70多岁了,身患多种疾病。有时他累得精疲力竭,咳喘得上不来气,医生劝他住院,他都一笑了之。身边工作人员给他提意见,要他注意身体。他恳切地说:“我的年龄大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知哪一天就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们还是让我多干些工作吧。”父亲这种高度责任感和拼搏的精神,激励我大学毕业后努力工作,成为一名环境保护教育的先进工作者。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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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贾拓夫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18 15:05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爸爸最痛恨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搞特殊化,他告诫我们——父母官大就神气,这种思想没出息   贾拓夫全家福,后排左三为作者 贾拓夫与战友们的合影   贾拓夫   生平简介   1912年~1967年,陕西省神木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陕北特委代理书记、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等职。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起,先后任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书长等职。   解放后,历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市长,中央财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予以平反。    作者简历   贾虹生,贾拓夫同志长子,高级工程师。1967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当过工人、车间主任、机关干部,曾任天津市计算机研究所科长、所长,天津市计算机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国内部主任;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党委副书记;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副总裁、总裁兼党委书记。2003年退休。   我的父亲贾拓夫,1926年参加革命,1928年入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40年。当他1967年被迫害致死时,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财产,然而,他却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而又丰富的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我们。    1“你也要飞起来”   1961年暑假,在北京四中读高中的我,带领弟妹们去抚顺看望被下放到电厂当厂长的父亲。一天,他拿着一张刊有照片的报纸对我们说:“啊哈,又一个苏联宇航员上了天!可惜是苏联的季拓夫,不是中国的贾拓夫。”大家都笑了。   这时父亲抚着我的肩膀说:“贾拓夫是飞不上去了,贾拓夫的儿子还可以飞嘛!我们国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要建设好,这就需要你们这一代努力啦。中国是火药的故乡,别人能做到,难道我们做不到?虹生有这个雄心壮志吗?将来,你也要飞起来!”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小,我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次年,我以北京市中学生银质奖章获得者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   说到学习,父亲的刻苦精神始终是对我们无形的鞭策和激励。他从小家境贫寒,是靠奶奶借债供他上学的。14岁时,父亲以优秀的成绩考取了陕北“最高学府”——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在那里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他不仅是学生领袖,还是成绩拔尖的学生,被誉为“四师新花”。此后几十年,即使在繁重的工作中,他也从未间断学习。在延安,毛泽东主席曾称赞父亲是“陕北才子”,能说、会写、善思考,其实他就是两年师范的底子,能力完全是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起来的。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很认真。每到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大家都把学习成绩册交给父母检查,一般都能使他们满意。    2四件夹克“接力”穿   记得我上初中时有一天,彭德怀伯伯到我家来,指着我和妹妹穿的黑色灯芯绒夹克问母亲:“白茜,你怎么搞的嘛!给娃娃们穿得这么旧,连男娃女娃都分不清喽!”那时我长得矮,衣服太大,就把袖子卷起来凑合着穿;妹妹的衣服小了,露出半截小胳膊。母亲说:“虹生这件是他二姐穿小了刚给他的,男孩子长得快,很快就合身了。小女这件该给弟弟穿了。”说到这里,她笑了笑:“其实这比在西北时好得多了。”   彭伯伯高兴了:“好啊,说得好啊!有些干部进了城,成了洋包子,自己像个官佬子,孩子也打扮得像个少爷仔。咱们这些土包子跟不上,也不去跟喽!”他又转向父亲说:“拓夫,你们这一手好啊!”   说起黑夹克,还有一段来历呢。1952年,父亲从西安调到北京工   作,母亲破天荒地从商店买了一些黑灯芯绒,给我们四个大孩子每人做了一件夹克衫。在这之前我们都上保育小学,穿供给制发的蓝黑色小制服,从来没穿过这么合体而漂亮的衣服,刚穿上时心里美滋滋的。逢年过节、出门做客时,我们才穿上这件“礼服”。可后来,爸妈就不轻易给我们添置新衣了。这四件夹克衫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大姐那件最大,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都穿过。    3从小学会修鞋理发   说起来,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不相信,我的父亲是行政四级的大干部,母亲也是司局级老红军,可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上小学时连皮鞋都没穿过。我上初中时,父亲请司机杨叔叔领我到前门外打磨厂买来修鞋用的铁脚、洋钉、锤子、刀子和皮子,让我们学着自己修鞋、补鞋。母亲还买来理发工具,让我们互相理发。大姐当了中学教师,自己买了一套工具,给学生们理发。二弟、三弟下乡插队也带了工具,给乡亲们理发。我在哈军工时还是班里的理发高手,这都是从小学来的手艺。   父亲最痛恨干部和干部子女搞特殊化。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在国庆游行时看见天安门城楼和检阅台上站着许多将军,蓝绿色的军礼服,镶红边的大檐帽,肩章、勋章金   光闪闪,格外威武。回到家里,我问父亲:“同学们都说,上将能上天安门,你也在天安门上。要是你有军衔,应该是个什么将呢?”没想到父亲立刻严肃地反问:“你问这个干什么?”随后缓和了语气说:“在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中有个很坏的风气:比谁的父母官大。好像父母官大,自己的身价也高了,神气得不得了。这种思想最没有出息,你可不能学这种坏样子。”后来,父亲对我们说:“干部子弟盲目的优越感,同清朝八旗子弟腐朽的封建思想没有什么不同。你们不能靠父母,还是要靠自己在社会上自立,没有真才实学,最终吃亏的还是自己。” [[page]]    4学掏大粪备感自豪   听一些伯伯叔叔讲,父亲历来都把调查研究、联系群众、深入基层当作基本功。所以,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都能从实践和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取得开拓性的成绩。   父亲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教育我们。一年夏天,我从哈军工回北京过暑假,本想好好放松一下,可父亲却对我说:“你上了大学,参了军,但并不了解社会,应该利用假期参加一些劳动,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去学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按照父亲的要求,我约了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义务劳动小组,到时传祥同志所在的清洁队掏大粪。   那时还没有吸粪的设备,全靠人背木制的大粪桶,挨家挨户地去收去掏。没想到背大粪是个技术活,刚开始,几十斤的大木桶怎么从腿上用力把它滑上肩膀又不让粪水洒出来,怎么走路才能不让桶里的污物溅出来落到身上和地上,还真不容易。看到工人们熟练的动作,那种“宁愿一人臭,换得万家香”的服务理念,真让我们大受教育。不管我们走到哪里,居民们一点都不嫌弃,大娘端出茶水给我们喝,大伯递毛巾让我们擦汗,小朋友还搬出小板凳让我们休息。因为我们都穿着军装,老百姓还亲切地问:“你们是解放军,学雷锋吧?”我们感到非常温暖,为人民服务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甘当一颗螺丝钉   1963年,大姐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房山琉璃河水泥厂职工子弟中学当老师。下去不久,大姐跑回家来,趴在床上哭鼻子。原来,水泥厂那里很荒凉,房子矮小破旧,学校还不如北京城里小学大。更让她伤心的是,学校让她改行教语文,当地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叫她受不了。   父亲听了很生气,大声质问:“讲完了?讲了那么多,无非两条嘛:第一,北大毕业生去无名中学教书,屈了才;第二,有知识、讲文明的知识分子看不起愚昧无知的工人!”   大姐刚想申辩,父亲手一举:“不用解释!就算你说的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那不反过来更加证明那里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教育吗?为什么只想自己的专业,而不想一想工人们的需要?不想一想工人的孩子们的需要呢?我和你妈都是从贫苦的农村出来的,你却看不起劳动人民,这不是忘本是什么?”大家从没见过父亲这样严厉地批评大姐。   之后,大姐穿上朴素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房山,在水泥厂中学一干就是15年。   父亲的一首长诗《座右铭》中有这样的句子:“有党万事足,无私一身轻。放下臭架子,甘当螺丝钉。行年过半百,壮志有兼程。老马途能识,悬崖奋勇登。”这正是父亲无私无畏,能上能下,胸怀坦荡,赤胆忠心的写照,也是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们兄弟姐妹都把这首长诗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6短短遗嘱书写大爱   父亲这一生贡献多,坎坷多。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总有母亲陪伴在身边。   母亲白茜也是陕北人,她入党65年,在世81岁,一生极不平静,但晚年却心平如水,豁达大度。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母亲的遗嘱。1999年11月,医院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二姐在慌忙地寻找母亲照片时,意外地在一个本子里发现了它。遗嘱写道——    亲爱的孩子们,亲人们:   死人是经常的,自然规律,我到那时请你们照办。   一、如患有不治之症绝对不抢救,拖时间,不必浪费国家的医药费用,我少痛苦,你们少看到难受的心情。   二、不发讣告,不开遗体告别会。   三、不写生平回忆之类的东西。   四、遗体献给祖国医学事业,是我对人民的最后贡献。   你们父母是真正的无产者,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你们的成长是自己奋斗来的。今天孩子们工作学习都不错,兄弟姐妹是团结的,你们各自的小家庭生活很不错,对我不错,别人很羡慕,这些对我是很大的安慰,所以我满意地去了。   1989年9月10日   妈妈留   短短222个字,包含了多少内容,又体现了怎样的品格和情操啊!在这位身材不足1米60、体重不过45公斤、存折里只有1.5万元的耄耋老人心里,容纳了多么宽广的天地!这个遗嘱弥足珍贵,这种精神将鼓舞我们一辈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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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宋任穷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0 15:14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不管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下放改造,还是复出后身居高位——爸爸始终要求我们子女做个普通人   宋任穷与女儿宋勤在一起来源:新民晚报   资料图:1962年,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右四)岭西矿井下视察   宋任穷   生平简介   1909年—2005年。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任红军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初期,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等职。解放后,历任第四兵团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7年后,任七机部部长,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年被增选为中顾委副主任。1987年继续当选中顾委副主任。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    作者简历   宋勤,宋任穷之女。1940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左权县)羊角129师医院。1953年至1959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北京实验中学)。1959年至1965年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七机部二院、五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经委等部门工作,后到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现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工作。   2001年退休。现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父亲走了,在2005年1月8日那个寒冷的早上……   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天,我站在母亲身旁,胡锦涛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宋老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   今年七月十一日,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面对电视文献片《宋任穷》导演的提问,我说:“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我的感受是:父亲更多是属于党的。” [[page]]    1年少时觉得父亲离我很遥远   抗日战争时,我出生在八路军129师野战医院。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抱着或放在扁担的一个筐里由战士挑着,随部队下太行山向河北平原进发。婴幼儿时的我,不知战事紧张,不论是行军途中还是过封锁线时,饿了尿了就哇哇哭,战士们笑称我是“小汉奸”。幸好没有因此暴露目标,给部队造成损失。可是形势严峻、战事频频,尽管母亲舍不得,但在父亲的劝说下,在我5个月大的时候,父母还是不得不把我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4岁才被父亲派人接回,后送到保育院生活。   我原名宋小琴,后来去荣臻小学(北京八一学校前身)读书,听到大人的口头禅是“乱弹琴”,便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为宋勤。后来才知道,我的本名源于父亲的本名宋韵琴。   小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后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书。在父亲没有调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和妹妹宋小平一直住校,过集体生活。节假日时,我们曾经到陈赓、张际春、刘志坚等各位伯伯叔叔家住过。那时,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觉得他离我很远。   上初中时,父亲一次来北京开会,他抽空到学校来看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跑到传达室,看见父亲坐在传达室的一张木条凳上,正耐心地等着我。父亲还拿来了弟弟妹妹的照片给我看,并让我到中南海西楼住几天。可小时候的我更喜欢学校,就没有答应他。   1959年,我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且成绩优秀。本来我和一些同学是要去苏联留学的,体检、政审都通过了,可是父亲不让我去(多年后才知道是因为苏联与中国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原因)。上什么学校、学什么,当时我有些茫然。1959年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我敬重周伯伯,愿意听他的意见。我就跟周伯伯说:“今年夏天我毕业,您给我推荐一所大学好吗?”周伯伯问我:“你想上什么方面的学校呢?”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尖端的科学技术最早用于军事的比较多,就说“军事学校”。“那你可以上陈赓伯伯的哈军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哈军工不收女生。”   那年8月1日,我在“八一”建军节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会上见到陈赓伯伯,他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小鬼,向总理告我的状。我告诉你啊,哈军工今年开始招收女生了。”就这样,我穿上军装,成为哈军工接收的第一批高中毕业女学生。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这期间发生过一次意外。1960年春夏时节,一天课间休息时,一块木制楼梯板砸到我的头上,医生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院领导到宿舍来看我时说:“你父亲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提任何要求,这次他知道你受伤了,特意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当时,我真的觉得特感动、特温暖,原来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亲也在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2“文革”中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从哈军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工作。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当时父亲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曾写信给我说他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尽管我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只是冥冥之中感到不安,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老同志,将我父亲等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当时,我下班后常去看他。但随着斗争的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以致后来发生了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一群造反派冲进来,在他们要用绳子把父亲从六楼的阳台上吊放下去的关键时刻,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把父亲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转移到安全地点。我下班后到京西宾馆看父亲时,才知道白天发生了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难过得失声痛哭。父亲却安慰我说:“不要哭,没有什么,我不是很好嘛!”之后,父亲搬离了宾馆,没了消息。   在父亲消失大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的后小楼,并只允许我一个人去看他。我非常兴奋,连忙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却简单地说:“你带工业券就可以了。”当时买布鞋要凭票,老家在冀南的一位工作人员替他垫付了工业券,他一定要还给人家。要见父亲的那天,我的心情复杂极了,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与秦基伟、陈再道等许多将军都被隔离在这里。带着全家的嘱托,我同父亲说了很多话。后来,我对父亲说,以后我每星期都来看您,帮您洗衣服。没想到,后来每次见到父亲时,他都已经把衣服洗干净晾在那里了。   当时,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分散到各地,只有妹妹宋真真即将到江西于都插队。途经北京时多留了一天,我们父女三人过了一个简单的春节。之后,父亲就被送到辽宁乡下一个机耕队劳动。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允许去陪伴父亲,他们又一起去了二五农场。这时,我们这些子女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农场看望父母。1971年秋天,我获准12天休假,就按照曾经去看过他们的弟弟宋克荒给我画的地图、路线,偷偷去看望他们(当时看望他们,需经看管人员批准)。   1973年初,我和小平、克荒联名写信给周总理,希望能接父亲来北京治病。1973年4月,父亲被批准到北京医院治疗。那时,我那经历了长征风雨年近六旬的母亲几乎每天从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挤公共汽车到医院看望和照料父亲,我们也以为父母亲可以留在北京。谁知江青一伙非让父亲回农场不可。容不得多考虑,我向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又回到了1971年我去看望他们时曾居住过的那两间农舍,直到单位催我必须回京参加“反右倾”。在那里我住了4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父亲沉默少语,只是每天坚持干活、散步、默默听着收音机里那些狂躁的声音。父亲用他的神色、用他的精神让我感知到他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操。 [[page]]    3潜移默化父亲对我们的人格影响   “文革”中,黄德生和我结婚时都在七机部工作。因为和我结婚,组织上还让他写了份保证书。内容是:“我愿意同宋勤结婚,并愿意服从宋任穷定性后,组织按党的政策(文件)和具体规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即如不合要求,就得离开七机部。我生了女儿后,在家里休产假。一天,老黄一早去上班,不久又回家了。我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上班了?”老黄说:“今天林彪到单位来视察,说我政治上不够格,不让参加欢迎队伍。”听了这话,我感到有些难过,他因为我而受到牵连。   父母亲在二五农场(后又搬到高家农场)时,我去过两次,老黄去的次数比我还多。老黄以及我的妹夫,他们与我父母过去没有交往,但也同儿女一样,尽力抽空儿背着提着食品长途跋涉,踏着泥泞去农场看望父母。   老黄写了“保证书”的8年后,1977年10月,父亲出任七机部部长。他对我们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的严格要求自不用说。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父亲曾到我家4口人居住的那间17平方米的住房来看过我们。那时,我家和同事老张家4口人合住在一个套间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直到我在国家机械委工作一年多后,才住上了两居一厨一卫的房子。   我和老黄有一双儿女,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生活条件艰苦。在家里大氛围的熏陶下,他们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与习惯。   我儿子黄海涛在北京一六一中学读高中时,姥爷家近在咫尺。可是他在学校吃中午饭,而不就近去姥爷家吃饭。   1993年春节,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邀请,父母去深圳市过春节,我带女儿黄海昕也去了。年三十儿和大年初一我与同去的弟弟妹妹及孙辈和父母一起吃饭,到了初二父母只留孙辈在他们那吃饭,我们则去工作人员餐厅用餐。我和弟弟妹妹对此已习以为常。克荒上北京四中高中住校,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一次父亲从沈阳来北京开会,克荒去看望父亲后回到学校宿舍,向同学要自己的那份窝头吃。认定克荒会在父亲那吃晚饭的同学早已分享了克荒的那份窝头,他们都大吃一惊:去看望来中央开会的高官父亲,竟然没在那吃饭,而是回学校吃饭!   我女儿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一次寒假正巧有机会和姥爷坐专列一起回北京,可是她坚持和同学一起坐硬座回北京。在复旦上学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去国外读MBA时,她自己打工挣钱交学费、租房子住。   ……   在父亲被批斗、被“改造”时,我们是普通人;在父亲当部长,及之后进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时,我们仍然还是普通人。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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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2 15:01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最喜欢游泳。1992年,医生不让他下海了。在北戴河岸边——   88岁父亲看着我们游泳心里直痒痒 ■邓小平和家人一起下海游泳,右一为作者邓林来源:新民晚报 邓小平的全家福(1960年7月)。左起:卓琳、邓榕、邓朴方、邓小平、邓质方、邓楠、邓林。来源:人民网 舐犊情深来源:人民网 邓小平与孙女逗趣来源:人民网   1997年2月19日——爸爸走了,走得那么从容、平静、安详。   他是含着微笑远去了……   而在我心里,总觉得爸爸并没有走,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慈爱地、带着欣慰的神情注视着我们。   我想念我的父亲,这种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1慈父    年近七旬为儿子擦身换衣   爸爸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很少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   解放战争胜利后,从上海到四川,再到北京,爸爸千方百计为我寻医治病。我的病情比较复杂,特别是嘴里长了瘤子,开过刀,又长出新的瘤。爸爸费了许多周折,使我得到当时条件下最好的治疗。   爸爸调到中央工作后,我们家搬进中南海。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五个姊妹兄弟,爸爸妈妈对我们从不娇惯。上小学,我们3个大孩子的寄宿学校远在郊区,每个星期都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上中学大家都骑自行车。爸爸每学期末都要看我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的情况他都心中有数。但是具体的事情,他一概不管,放手让妈妈教育。   爸爸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而我想,“文革”中令他最为痛心的是朴方。爸爸在得知朴方的境遇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给朴方治病。   朴方到了江西后,年近七旬的爸爸,天天为朴方擦身。朴方下半身没有了知觉,爸爸天天给他翻身,给他换衣服;爸爸妈妈含着眼泪亲手给朴方刷洗屎尿片,洗被单、洗衣服……每当想到这一幕,我总会禁不住热泪长流。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运动    最喜欢在大海里游泳   退休是爸爸向往已久的生活。   他早就交代过秘书,退休以后不看文件了。   退休以后,爸爸每天早上8时起床,吃过早饭看报纸,然后散步。吃过午饭午休到3时,起来打桥牌,看看电视,或者看书,看录像,之后再散一会儿步;吃过晚饭,听孩子们聊聊天,看看电视,睡觉。天天如此。   爸爸酷爱读书,特别爱看史书、字典和地图。遇到问题,爸爸喜欢翻开字典,查个究竟。不论走到哪里,他经常要看看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也许是他打仗时候留下的习惯吧。到了晚年,爸爸爱看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   爸爸喜欢散步。1959年,爸爸的腿骨折了,为了锻炼恢复腿的功能,他每天坚持散步,后来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爸爸散步非常认真,   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我家的院子最大外沿大约有140米长,他每天固定要走18圈。随着身体原因以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由人搀扶着走,他还在坚持。   爸爸最喜欢的运动是在大海里游泳。   爸爸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   爸爸非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1992年,爸爸已经88岁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医疗小组决定不让他下海了。   那一年夏天,我们全家最后一次去北戴河。爸爸坐在岸边看着我们游泳,心里可痒痒了。每天早晨起来,他就问:今天天气怎么样?风力多大?水温多高?海浪大不大?身旁的人知道他的心思,看他怪可怜的,就去请示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   经过研究,医疗小组终于同意爸爸下海了。爸爸很高兴。护士婉转地对他说:“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好不容易下去一趟,我才不会呢!”这时候的爸爸真像个任性的孩子。   那一年爸爸一共下海8次,每次大约45分钟。这是他一生最后一趟在大海里游泳。    3桥牌    脑子好不服输喜欢赢   打桥牌是爸爸终身的爱好。   1952年,爸爸还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会了打桥牌,从此打桥牌成了他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活动。退休以后,爸爸有更多的时间打桥牌了。他说:“我能打桥牌,说明我的脑子好;我能游泳,说明我的身体好。”   爸爸打牌,不服输,喜欢赢。遇到有争议,他总要弄出个究竟。   有一次,到点该收牌了。楠楠对爸爸说:“你刚才那张牌不该那么出。”爸爸当时没吭气。第二天,大家一坐到台上,他就把头一天那副牌往桌上一摆:“你们说,谁错,谁对?”对楠楠的批评,他还不大服气。   有时候,牌局结束了,双方比分相差不多。如果爸爸这一方差了几分,他就会要求:“再来一把。”他还想争取最后的胜利。   如果他对手落后,他也会说:“再来一把。”给对方一次机会。其实他自己也不想收牌。   爸爸是个球迷,对体育节目百看不厌,他最喜欢的是足球。据说,   他在法国的时候,为了看足球,还当了一件衣服。现在看电视,足球、排球,特别是世界杯足球赛或中国女排比赛的转播,他必看。播出时间如果有事,就让朴方帮他录下来,有空再看。在屏幕上看比赛,他也和亲临现场一样紧张。只要是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情不自禁地拍手,还对身旁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有些比赛,像体操、跳水等项目,他边看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一般都比裁判打的分高。有一阵子中国乒乓球走了下坡路,爸爸说:“中国乒乓打不赢,就是因为你们不看!”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4吃饭    爱吃大肥肉烤红薯老玉米   爸爸吃饭特别快,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但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的菜肴:回锅肉、粉蒸肉、扣肉……特别爱吃大肥肉。爸爸也爱吃烤红薯,而且连皮一起吃,喜欢新鲜的老玉米,煮的烤的都爱吃。   爸爸从来不吃零食,但是每餐饭前都要喝两小杯茅台酒,后来改成绍兴加饭酒,再就上一点花生米啦、南瓜子啦、猪耳朵啦等等下酒菜,吃得美滋滋的。吃得高兴,他常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把他自己的下酒小菜、水果、餐桌上好吃的一一分给孙子们吃,或者说:“胖子,来!你也喝一杯。”   我们家剩菜剩饭不许倒,做成烩菜烩饭下顿接着吃。爸爸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   我们家四世同堂,从老到小,全到齐了十好几口,得分两桌。爸爸吃饭喜欢热闹,饭桌上少了几个人,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孙女,他就会问:“到哪里去啦?”   饭桌是我们全家聚会的地方,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大家七嘴八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明大观楼的长联;我们谈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说哪个画家、哪个流派、哪种风格……   爸爸在饭桌上很少发言,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氛围。我们3个姐妹的性格像妈妈,心直口快,在家说话都是大嗓门,无遮无拦,还经常喜欢开个小玩笑。爸爸有时也加入说:“跟赫鲁晓夫吵架,别的武器不用带了,带个邓楠就够了。”楠楠就说:“都是因为爸爸的耳朵不好,我才成了个大嗓门儿。”    5爱幼    买铅笔橡皮分送几个孙儿   爸爸最喜欢的是孩子。我们家3个大孩子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和爸爸在一起,毛毛和飞飞生下来不久,我们就搬到了北京。   建国初期,爸爸工作特别忙,他的办公室一般很少有人进去,怕打搅了他。可毛毛和飞飞例外,从小就在爸爸的办公桌底下钻来钻去,在地毯上翻跟斗、打滚、过家家,爸爸从来不嫌烦。   1973年春天,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北京。几个孙子孙女陆续出生。我的儿子萌萌,毛毛的女儿羊羊,最后是飞飞的儿子小弟儿。四个孙儿辈给爷爷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爷爷疼爱每一个孙子孙女,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近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进过商店。1992年在上海,安排他去看看上海的商场,他突然提出要自己买东西。他买了四把铅笔,四块橡皮,分别送给了几个孙子孙女,我们对孩子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爷爷要你们“努力学习,改正错误”,明白了吧!   爸爸的晚年是幸福的。他历尽磨难,百折不回。能够亲眼看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件件变成现实,老百姓开始过上富裕的日子,国家一天天在改变面貌,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    邓小平    生平简介   1904年—1997年。四川省广安县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转往苏联学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张云逸等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4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等职。解放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文革”中,他失去了领导职务,受到错误的批判。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又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他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次年3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央军委主席。1988年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是中共第七、八、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作者简历   邓林,邓小平同志长女。1941年9月出生于河北省涉县。祖籍四川省广安县。1962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1967年毕业。1969年至1973年在农村劳动。   后调入北京画院工作,任专职画家及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1986年调到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现为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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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民晚报2009-08-24 15:06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爸爸身陷囹圄时,依然信仰真理,从不抱怨群众,他常说——   干部脱离了群众,才会自己打倒自己 新民网专访苏振华之女深情讲述父亲苏振华新民网陈梦迪制作   苏振华与女儿苏承业合影来源:新民晚报   资料图:1981年,杜平(右起)和廖汉生、叶剑英、聂凤智、苏振华在南京   【新民网·晚报推荐】1979年2月7日,67岁的父亲苏振华倒在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家人,离开了他一生热爱的人民海军,离开了曾经生死相依的战友们。   我爱海。因为父亲在那里奋斗了一生,并最终与大海做伴。在我看来,大海的每一朵浪花、每一次涌动,仿佛都演绎着他的传奇故事。    1不识字刻苦学   “泥腿子将军”多才艺   父亲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大山中的穷苦农家,因为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所以原名叫“七生”。1928年3月16日,著名的平江“扑城”运动使父亲大受鼓舞。年仅16岁的他,从此投入了革命洪流。   此后,他又追随彭德怀参加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一个要吃饱肚子、求生存的“湘伢子”敢于追求理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彻底改变了命运。   父亲这一代“泥腿子将军”非常耐人寻味:从未上过学,不识字,怎样去指挥数十万大军、管理一个军兵种呢?母亲讲的故事解开了我的疑惑。   他俩是在抗大结婚的。妈妈是河南信阳师范的高才生。她常常自豪地说:“你爸爸学文化还有我的功劳呢!”她说,父亲在行军路上,前面人的背包就是他的黑板,他每学一个字,都会边走边在别人的背包上练习。休息时,大地就成了纸,树枝成了笔,别人靠在一起睡觉,他却在地上写写画画。长期积累使他不断进步。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称赞他:“刻苦学习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力求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这让我真正明白了,为了做好工作,强烈的责任感鞭策着他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知识,全面提升自己的才能和学识。   和他一起生活,我们真没有感到他是“大老粗”,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慈父。1979年2月4日,恰逢春节前夕,全家聚会时,我们都要求父亲表演节目。他十分兴奋地唱起歌来:   春天里,春风吹,   花开草长蝴蝶飞,   山岗上,哨子吹,   儿童团要开大会。   唱完他还说:“我会唱好多歌呢!”接着,他深情地唱完《抗大校歌》,又慷慨激昂地唱《解放军进行曲》《渔光曲》……他一口气唱了十几首。小弟弟抓住时机,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我们谁也没有想到,3天后,他竟永远离开了我们。后来,我们复制了8盘带子,每个子女一盘,一直保存到现在。至今,他的歌声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   我还记得,我初中时的一年冬天,他在家中小院里泼水“自制”了一个小小的冰场,带着我们滑冰,锻炼身体;我还向他学过太极剑,他一丝不苟地教我“拨草擒蛇”“金鸡独立”等许多招式。   他的这些爱好,不只为了消遣,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以更好地适应各种工作。   1958年,这些果然派上了用场。那年,为建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中央派他到苏联考察和引进先进的海军装备,还要他接待苏联   专家,他的多才多艺使不少苏联专家十分敬佩。为了做好工作,他主动学习俄语,还“发明”了用谐音快记单词的方法,他常常开玩笑地说:“苏联人真好笑,‘再见’是‘打死你大娘’;‘请坐’是‘杀鸡吃’。”   一次,我和弟弟陆一聊天,他说:“我原来怀疑,爸爸能记下那么多苏联舰艇的名称吗?一天,他给我介绍舰艇知识,一口气用俄语说出十几种苏联舰艇名称,让我大吃一惊。老爸太厉害了!”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调查群众疾苦   “不要强迫喊万岁”   “文革”中,海军大院里“打倒三反分子苏振华!”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听说,其中有一个罪名就是:他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不许群众喊毛主席万岁。父亲因此被造反派列为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在工人体育场挨批斗。当时他有病,个别人是连踢带打,把他在跑道上拖了好几圈。他口鼻出血,膝盖磨烂,回到家时已血肉模糊,不省人事了。   父亲常给我们讲毛主席的故事,说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也常韵味十足地朗诵毛主席诗词。他对毛主席的热爱完全发自内心。我始终不明白,他怎么会反毛主席呢?   直到2001年,我才从他秘书写的书里找到答案。   1949年11月15日,贵阳市宣告解放。父亲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贵州当时百废待兴,面临的局面比打仗更为复杂: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和反动势力造谣惑众,人心惶惶;小偷、流氓趁机捣乱,猖獗地抢劫、偷盗;烟毒、娼妓泛滥,吸毒者达300余万人,社会风气低下;由于经济秩序混乱,许多工厂停产或半停产,贵阳3万工人中,失业和半失业的就达2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近5万人生活十分困难。他们发牢骚说:“解放好,解放好,先卖裤子后当袄。”“工人阶级有力量,两个来月没发饷。”剿匪时,少数民族和山里老乡受到反动宣传,与解放军十分对立……   对此,有些同志操之过急,只用开大会、喊口号的工作方式发动群众,强迫群众喊毛主席万岁,使群众对立情绪有增无减。为了纠正这种工作作风,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父亲反复强调:“我们不要只开大会,强迫群众喊毛主席万岁,而要向群众学习,扎扎实实解决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那时,他们就会自觉高呼毛主席万岁。”他深入调查,解决了工厂停工问题和群众的吃粮吃盐问题后,群众很快改变了对立情绪。   受到这种断章取义降罪于人的打击迫害,父亲从不抱怨群众,还是认真检查自己;而对少数人的别有用心,他则针锋相对。在身   陷囹圄时,他坚持给中央写信,说明真相。受他株连,我也被审查长达6年。我向他发牢骚时,他严厉地批评我:“要正确对待党和群众的批评!多看看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志。”他还说:“好干部是打不倒的,只有脱离了群众自己打倒自己。”   “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我恢复军籍去报到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在送给我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下:皎皎者易污,桡桡者易折,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说:“我们自己是一滴水,群众是大海。一滴水只要不离开大海,不仅不会消失,而且永远有无穷的力量。”    3挑战压力极限   用两年稳定上海局势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中央决定派父亲去上海工作,他临危受命。10月20日到达上海时,他所面临的不仅是党内斗争的巨大转折,社会矛盾也压力重重,他的身体状况也到了向极限挑战的时刻——那时他年近65岁,遍体病伤。   上海是“四人帮”的发迹老巢,他们的余党和小喽啰听说“四人帮”被中央隔离,预感大难临头,准备背水一战,策划武装暴乱,给中央施压。他们已准备拉电网,炸桥梁,破坏公路、铁路,占领电台……他们可能制造混乱,煽动群众用过激的方式造成人身伤害。父亲也不能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   我到上海出差时,提醒父亲注意安全,他爽朗地笑笑说:“怕什么喽?只要坚定三个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和同志!”   听他秘书说,刚进上海时,父亲曾冒险私访“四人帮”黑巢——上海民兵指挥部,还与相关工厂的工人聊天。正是直接接触群众,才更坚定了他依靠上海工人阶级的信心。他和倪志福、彭冲等同志团结上海市委一班人,仅用两年左右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最后胜利。   当他完成任务,于1979年1月回到北京时,身体已严重透支,不得不住进医院。但他一直牵挂着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春节前,他不顾心脏严重绞痛,打了止痛针,去慰问海军的干部、战士,还参加了一个科研会议。会议结束后,他吃不下饭,仅喝了几口水,就永远倒下了。1997年2月16日《解放军报》刊登的《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一文中写道:“经医院检查发现,苏振华同志的左心室前壁破裂1.7厘米,心包腔积血400毫升。医生、护士含着热泪告诉我们:‘苏政委的逝世,完全是操劳过度所致。他那颗火热的心,是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海军建设操碎的啊!’”   最近,当我再次翻阅珍藏了30年的父亲来信时,才注意到那些歪歪扭扭的字。他在信中说“已无站立的气力了”。当时,我没有太注意这些,现在我追悔莫及,眼泪不停地流,几天都无法平静。我这才理解,父亲是在怎样一种顽强的状态下走完了他无愧的一生。   遵照他老人家的遗愿,全家人把他的骨灰,伴着芬芳的花瓣,撒入南海,完成他誓死守卫祖国海疆的宿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苏振华生平简介   1912年~1979年。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排长、指导员、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兼鲁西军区政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委等职。   解放后,历任贵州军区政委、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海军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海军政委、军委副秘书长、常委等职。“文革”中被解除职务。1973年起任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常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历   苏承业,苏振华同志之女,1944年11月出生。空军技术二局副译审,大校军衔。已退休。   1963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现解放军外语学院),1969年1月到空军453医院下放锻炼,后非正常复员到北京第二医院外科工作。1972年落实政策,先后到济空和南空技术勤务部门工作。长期从事军事情报信息研究工作。1990年到南京空军政治部组织处参加编写南空党史,荣立三等功。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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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晚报推荐]新民晚报新中国60年征文:我的父辈李井泉

    来源:新民晚报2009-09-07 14:57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为了解决农民生计,在潮湿多雨的四川盆地推广种棉花,于是——   父亲将自家大院花草拔掉种上棉苗   ■1960年,李井泉(后右二)和广东农民黄书声(后右三)等合影,前排右二为作者申再望   资料图1965年11月,李井泉与攀枝花设计人员在一起   【新民网·晚报推荐】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把它珍藏身边。今年是父亲去世20周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1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备至   1909年11月1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在村子里建了一所小学,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以就近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很久以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村民们出行非常困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了修桥愿望,他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备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军抓捕,去世后留下两个子女,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   1928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恩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要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家的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2父亲请来了种棉高手教他种棉花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两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父亲在牢里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多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房。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上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后唱凯镇、艾巷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调查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重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做调查。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4父亲把几个儿子“送”给战友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母亲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都出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委员)。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统统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进了南开大学学无线电,大妹妹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在美国读完博士,父亲就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5父亲把许多事情深埋在心里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母亲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大学里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大哥、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某处“强制劳改”,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北京航空学院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他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使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相继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访问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井泉生平简介   1909年-1989年,江西省临川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直属队党支部书记、师政委、军政委、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红二方面军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旅长、旅政委、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兵团政委等职。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军区政委兼行署主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西南协作区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作者简历   申再望,李井泉同志之子。1948年11月生于山西省兴县。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曾任职第一机械工业部成都工具研究所、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出版散文集《生命之树常青》,译著《古老的人民》、《雕鹄的荒野》、《时光的瞬间》、《奥运奖牌上的中国文化》,翻译电视纪录片《大熊猫探秘》、《神秘的三星堆》等。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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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新民晚报"夏令热线"    

7月17日,由本报与市建交委联合主办的第18届“夏令热线”正式开通。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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