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_新民晚报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开国元勋后代讲述“我的父辈”_专题_上海_新民网_为民分忧 与民同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抗战时，父亲以股份制办烟厂，产品不仅供应延安，还卖到敌占区—— 　　飞马牌香烟就是当年创立的品牌 　　张云逸与儿子张光东合影 　　资料图1939年5月，张云逸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资料图张云逸（前右一）同陈毅（上左二）等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坦克前留影 　　【新民网·晚报推荐】父亲生前一直要求自己，生活要过得和老百姓一样，工作时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毛主席曾经称赞他“老成持重，威望颇高”。 　　父亲语重心长地跟我讲：“你一定要继承革命传统，你不要来挖我们的祖坟。建设一个国家，就像盖幢大楼，大家都要加砖添瓦，最后当你看见大楼建成时，你也一定会觉得很高兴。” 　 　1、平平凡凡 　　像老百姓一样生活 　　我出生于1946年，那会儿父亲50多岁了，算是老来得子，所以父母对我特别宝贝。那年，我父亲正好在山东指挥作战，很难抽空照顾我，我跟着母亲，是吃山羊奶长大的。三年解放战争，正好是特别艰苦的时段，父母都在部队，他们也只有周末才能相聚，平时各忙各的。 　　父亲非常疼爱我，但不是溺爱，无论做什么他都要求我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我和普通孩子一样去上学，读的就是我家附近的普通小学。当时，学校要我们填家长的名字，我一向填我妈妈的名字。我不明白，就问父亲，人家都填爸爸的名字，我为什么要填妈妈的呢？父亲要我说：“我爸爸经常出去，不在家。”后来进北京男四中，我都是实打实考进去的，两门满分200分，我考了198分，没有搞任何的特殊化。但当时干部子弟都分到俄文班，我却搞了“特殊”，分到英文班，为的还是要让我和普通同学打成一片。 　　父亲对老百姓的感情是很真挚的，没有一点作假的成分。他总是对警卫人员说，凡是来找他的人都要接待。一次，有人来找父亲，警卫员隔着门问他有什么事，我父亲看到了，就马上对警卫员说：“你以后不要隔着门说话，隔着门不礼貌。你请他进来，坐着说。” 　　解放后，父亲到山东农村调查研究，一行人来到老乡家，和大家聊天。老乡们看到首长来视察，就赶忙倒水招待。父亲身后的警卫参谋便把随身带的杯子拿出来放在桌上。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拿走！”然后，他自己跟老乡捧起大瓷碗一起喝。出门后，父亲跟警卫参谋说：“你到老乡家，人家请你坐下，倒了水给你喝，你还拿自己的杯子来，这样不就是嫌弃人家不卫生？以前我们打仗的时候，进了老乡家，不要说给你水喝，请你进去坐坐已经很好了。现在人家倒水给你喝，你还嫌这嫌那的。” 　　我现在去山东，去父亲以前到过的地方，还有老乡记得他，说我父亲个头不高，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警卫离得远远的，交流起来方便。老一代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是战争年代形成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谈得来。他们确实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群众接触。 　　 2、不恋仕途 　　坚定信念支持一生 　　父亲的一生，几乎是跟中国近代革命同步的。他出身贫农，在海南文昌县接受过初级教育，因为上学成绩比较好，所以后来被同乡带到了广东。父亲说，他到广州考的军校叫黄埔陆军小学，是培养陆军初级干部的。也是在那个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正式投身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父亲参加粤军，在大元帅府就职，一直做到旅长，还当过一年的揭阳县县太爷。北伐战争时，他参加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那时的铁军，父亲任第25师参谋长。就在那时，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周士第是老乡战友。 　　父亲为什么要入党，我别的记不太清楚，他说过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对我说：“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多黑暗！” 　　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革命军的主力部队之一，父亲在国民党部队的军衔已经是少将了，仕途一片光明。他可以找出一百多个理由不参加革命，但他放弃一切参加革命，理由只有一条：为了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他不是被生活 　　逼迫，而是完全为了信仰——“改变中国”这个信仰支持了他一生！ 　　由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红七军被迫离开了右江根据地，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中央苏区，后来这支部队被编入红三军团。抗战时期父亲在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地区，是战火铸造了他钢铁般的信念，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没有动摇过。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父亲和刘伯承组建了红军总参谋部，指挥部队参加了几次反“围剿”后，总参谋部被撤销了，刘帅去了三军团，父亲也被调离到粤赣打游击。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总共只剩下一二百人坚持打游击。当时父亲说：“就算脱离了中央红军，我们这些人也要坚持下去。”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大局为重 　　默默做好本职工作 　　我父亲主持新四军的那段时期，后来被评价为“新四军发展最快，执行党中央决定最好的一段时期”。当时父亲很注意听一线的意见，坚持战略方向。新四军江北一次反摩擦的作战，打得很漂亮，巩固了淮南的根据地，半塔创造了反摩擦战役的模式，陈毅同志对此有过高 　　度评价:“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当时江北指挥部就是父亲指挥的。 　　后来半塔要建纪念碑，安徽省写信请父亲写个碑文，父亲就让秘书把信给刘少奇送去。刘少奇看了后说，这场战役是你的首长指挥的，要他来写。父亲就写了几百字，首先提到了是在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领导下参加战斗，只在最后写了一句自己是一名参与者。 　　中共七大期间，陈毅去了延安，父亲代理新四军军长。在代军长时期，他都是以副军长的名义下命令，从来没有用过代军长的名义，他认为，一切要以工作为重。 　　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带了一个排阻击了国民党一个旅的兵力，打了一天一夜。后来，毛主席问他这些是在哪学的，他说，游击战术是在红军大学学的，是张云逸讲的。主席说，那个时候我正在“下放”，上面强调的是正规战，竟然还有人在讲我的游击战术呀！可见，父亲是很有原则的人，有自己的思考，不会人云亦云。 　 　4、眼光超前 　　“四爷”试水股份公司 　　父亲考虑问题不仅很细致，而且很深入。现在来看，他当初的一些 　　想法是相当超前的。 　　比如说，飞马牌香烟就是当年父亲创建的。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父亲看见战士们没有烟抽，就想到建自己的烟厂，用现在的话来说，搞的还是股份制经营。父亲先是找了一家濒于破产的烟厂，派人把它盘活，又专门从上海找来专家，派人跟着学，再另外建立了一个烟厂，然后扩展生产，最后把两个厂合并，完全把它变成一个股份公司。当时烟厂生产的烟不仅可以供应延安市场，还卖到敌占区。人们给这种烟起了一个暗语，说是“四爷的烟”。“四爷”就是指新四军。 　　那时候，父亲就有了品牌意识。当时已经有些老牌子的烟，父亲不同意用其他牌子，而是要求另外再做品牌，飞马牌就是这样诞生的。后来这个烟厂搬到山东、又来到上海，到现在也有六十多年了。 　　父亲不光有创造飞马牌的前瞻眼光，还专门组织军工生产造炮的无缝钢管，为延安提供了不少支援。父亲领导下的新四军吸收了不少知识分子，当时，军队中的医务卫生人员就有近万人。因此，新四军的建设在当时是比较全面的。 　　淮海战役如今已作为经典战役被列入美国西点军校教案，美国人到今天还在分析：共产党60万部队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军的80万人？事实上，那时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为野战军建立了统一的后勤补给。这样算起来，整个“支前”大军达到260多万人，而国民党军只有20万左右的后勤兵。我们如果没有这批“支前”大军，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解放后，中央决定由父亲主政广西。起初，广西的地图上一寸海岸线也没有，父亲就跟叶帅商量，要了一块海岸线，位置就是现在的北部湾。南宁机场选址时，父亲不仅参与了讨论，还解决了很多具体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机场的选点很恰当，离南宁城距离刚刚好。解放初期，广西没有工业，父亲就请华东局帮助，从上海的几家工厂引进了设备和技术人员，为广西打下最初的工业基础。 　　由于父亲工作太忙了，所以，我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等到我长大进了哈军工，就离开了家，我和父亲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写信。一直到1973年我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父亲第二年就去世了。回想起来，我甚至没有好好和父亲谈过心，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张云逸生平简介 　　1892年—1974年。海南文昌人。曾加入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师参谋处长、师参谋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建立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历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等职。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兼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作者简历 　　张光东，张云逸大将之子。1946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965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在总参某部先后任技术员、科长、处长、部办公室主任等职。退休前任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们家人都要按吃饭次数打钩交纳伙食费，为此—— 　　 父亲要我刻蜡纸油印一张就餐表格 　　■1990年冬，王任重和儿子四龙在广州白云山合影 　　资料图1987年冬天，王任重一家在上海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父亲在许多人心目中有点神秘。父亲深受毛主席赏识、器重，35岁时出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37岁即就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虽然党内地位只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多次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的资历比许多同级甚至部下都浅，何以至此？ 　　父亲晚年，作为史学工作者的我，曾经就此问过。父亲说，大概“农家出身，师范学生，土生土长”（的革命者）这三点和主席比较相似；更重要的是，主席喜欢说实话、干实事、重调查、动脑筋的人。 　　 1严守机密 　　爸的文件妈不能看 　　父亲党性很强。他所知道的党内机密从不与范围以外的同志谈论。母亲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加入组织的党员，当选过党的“八大”代表，行政10级，最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党政干部局副局长（享受副部级医疗待遇）。不少叔叔伯伯说父母是“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即便如此，母亲始终只能看她那个级别能看的文件。父亲看得到的，母亲看不到，也不去看。 　　上小学时，学校常组织学生忆苦思甜，讲父辈的革命史，同学家长多为党、政、军干部，故事自然不少。但我却从来没听父母讲过什么。有一次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我请父亲讲个“打仗”的故事，但在案头看文件的父亲没有空闲，指了指书架，让我去读《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从那时起，许多老前辈的英名与业绩便烙进了心头。 　　 2心有愧疚 　　坦承当年未作调查 　　我们家实行民主，是充分民主。老少三代人都可发表意见，同桌吃饭的小保姆说点什么也没有拘束，然而并非百无禁忌。一是父亲从来就厌恶“美国的月亮圆……”之类议论。再就是我辈不要说“批评”时事，就是“议论”也不允许。 　　父亲对“大跃进”中，粮食生产“放卫星”造成的损失终生负疚，他深感愧对湖北人民。面对“县、地”两级党委报给省委的数字。父亲过于轻信了，只去匆匆看过，未作深入调查。其实，在父亲“头脑发热”时，给他“泼过凉水”的不止一人。 　　从1947年到1957年，随父亲南下后一直留在身边的老秘书马美田叔叔是山东人，性格耿直，对于不相信或不理解的事情，从来就敢跟父亲“较真”。1958年马叔叔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去现场参观时，听说麻城的高产田有假，立刻向父亲反映。父亲说：“人家是地、县两级领导亲自验收的，还能有假？”还批评了马叔叔：“不相信同志。” 　　不数日，碰上同住在茶港新村三路的“老司令员”陈伯伯，他说：“我就是麻城人，我就是种田出身的，他们搞假的。不信，我给你派兵，在那块田里站岗，看他们搞么鬼名堂。”父亲笑笑谢绝了。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除了轻信之外，湖北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服兄弟省份，认为我们地热、光照、降雨、水源各方面条件都好，别人能做到，凭什么我们不能？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和劳动模范不敢说实话，怕戴‘保守’帽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轻车简从 　　不愿增加群众负担 　　我在东湖八一学校上幼儿园时，就经常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同学也大多如此。记得有次六一节个别同学发了崭新的白衬衫和蓝裤子。我感觉不解，因为平时大家都一样。后听父母说：“那是为了照顾烈士子弟，而我们今天的幸福正是烈士的牺牲换来的。”我从小受教育，湖北是革命老区，牺牲了无数烈士，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中，都有大批老红军从这片热土走出去…… 　　父亲一生关心老区建设，认为执政党不能忘本，必须回报人民，常遗憾“文革”前受经济条件局限，不能做得更多。1975年，父亲在陕西省农林科学院当革委会副主任，尚未恢复组织生活，就找机会重返延安，看到群众生活困难，虽十分痛心但无能为力。三年后，他刚被任命为陕西第二省委书记就到延安，代表省委给中央写了《关于加快陕北建设的报告》，受到中央重视。从1979年起，国家每年向老区增拨5000万元建设补助款。父亲外出轻车简从，常告诫身边人员下基层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冬天到了湖北洪湖县，招待所没有暖气，就把棉被脚头捆住，再加一床搭被就过夜了，早饭常是馒头、稀饭，历来反对铺张浪费。 　　一天中午，我进门就闻到香喷喷的饺子味，知道家里来客人了，因为中午平常一般是吃面。在饭桌上初次见到任仲夷伯伯，他从辽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书记的职务，路过北京特意来看望。是老战友自然无话不谈。席间，父亲问：“带去多少干部？”“一个秘书雷宇。”肯定是我听漏了，任伯伯原话应该是：“一个秘书、一个雷宇。”我记住雷宇这个名字，有现实考虑。我常出门，火车票难买。万一到广州买不到回程票，无计可施之时能去找。至于首长本人，因为父亲三令五申“别给在职的那些叔叔、伯伯添麻烦”。在此之前，湖北的关广富书记带着秘书在家里吃饺子。席间，我请厉明安秘书给张名片，厉秘书没带，就请他留了个电话。厉秘书问：“要我的电话干啥？”我说：“小事，小事，万一买不到火车票，只好麻烦你。”厉秘书说：“不至于吧，你到湖北，只要曹秘书一个电话……”他不知道我们家从来不许我们以“公子”的身份在外招摇。我们都按自身的标准出行。当时行路之“难”,身为高层领导的秘书也许体会不到。 　　 4量入为出 　　家中经济计划管理 　　我们家一向实行“家庭共产主义”——吃父母的大锅饭。但1979年以后，人口渐多，物价渐长。家兄自科研机关调到野战部队以后，日常生活也交我管理。父亲提出的总原则是“量入为出”。为了明细化管理，父亲叫我刻蜡纸油印了表格，第二、三代均按实际就餐次数在表上画钩，按月交伙食费。哥哥的岳母刘阿姨长期和我们一起生活，费心帮我计算、打理。那些年，朋友们去深圳沙头角，多是采购金饰、衣服，最节省的也大量买“夏士莲”香皂自用或送人，我则回回都大袋大袋往家背味精。开源无方，我是节流有法。 　　父母老家亲戚来时，一般会带点小米、红枣之类土产。但在家吃住不说,还要管来往盘缠。老部下送礼不许收，我自作主张留下而没受批评的大概只有别人送的糍粑、腊肉、茶油等那么几次。后来，我与父亲的秘书说好：谁来看父亲，一定要提醒来客勿带礼物进门，以免不收客人有想法（会理解成礼物太轻之类）；收下，我又要挨数落。 　　父亲到全国人大工作之后，一次彭真伯伯问父亲，家庭人口多了，收入没增加，身体又不好，需不需要组织补贴点营养费。父亲起初纳闷，家里的情况……继尔才恍然大悟，彭伯伯清华毕业的儿子傅锐，跟父亲当过几年秘书，此时虽已调走，但和我们保持联系，像大哥一样。熟悉情况的朋友戏称我家是“打捞队”——老吃面条，为做面条，用坏了两台小型手摇轧面机。领导的好意,父亲自然谢绝了。父母一生，从未向组织申请过任何补助，有困难靠节俭，总认为我们比大多数劳动群众生活还是要好一些。 　　 5粗茶淡饭 　　主席总理也不例外 　　父亲不懂人情世故，在交往中常常是淡水、清茶待客。1954年冬，他刚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行到湖北视察，父亲和省、市委领导陪着吃了顿饭。临时安排，选了最省事的饺子，喝的也是饺子汤，一个菜也没有。有同志说：“这样也太简单了，首长都是南方人……”父亲说：“领导最关心的是群众生活，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工作，比请首长吃啥都强，不过确实应该考虑个人口味。”以后，安排主席自己吃饭，都是四盘菜，主席留客就餐时，也只是在量上加一点。刘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及其他首长到湖北，仍是四菜一汤，只是风味有所区别。 　　上世纪六十年代，宋任穷伯伯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时，送了陶铸伯伯和父亲各一箱苹果，陶伯伯回赠南方水果时也送了父亲一份。但父亲收下后，却记不住该“有来有往”，后经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姐姐提醒，母亲这才督促父亲回送了两份土特产。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王任重生平简介   　　1917年-1992年。河北景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至1938年历任河北省景县乡村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景县县委委员、河北省泊镇区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等职。1938年至1949年历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区委常委、冀南行署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1949年至1966年历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政府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武汉市副市长、代市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等职。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78年起历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任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副书记。 　　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增选），第十一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王涌晖（曾用名：王四龙），王任重同志之子，1953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69年10月，在湖北省钟祥县沙洋镇务农，后进入当地小型化肥厂当操作工。1977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职工业余大学。 　　1979年12月经考试进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图书馆出纳、典藏、编目、《外国历史知识》编辑、《史学理论》编辑等。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肖劲光与女儿肖凯在一起 　　岁月流逝。父亲离开他的战友和亲人，离开他热爱的战斗和生活，离开他半生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人民海军大业，已经20年了。父亲戎马一生的丰功伟绩不仅灿烂辉煌，而且极富传奇色彩。 　　 肖劲光生平简介 　　1903年-1989年。湖南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0年加入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次年春赴苏联学习。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1927年再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结业回国，历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闽赣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并兼红七军团军团长、政委等职。1934年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5年监禁的错误处理。解除监禁后，到红军大学任教员、政治科科长、红三军参谋长、1935年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前方第一指挥所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中央军委东北分会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0年1月至1980年1月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文革”中受迫害。是第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大将军衔。 　　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届中顾委常委。 　　 作者简历 　　肖凯，肖劲光大将之女。1938年7月生于延安。1945年随保育院进入陕甘宁解放区。1947年先后在行知小学、荣臻小学（后改为八一小学）、北京女一中学习。1959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影公司。1975年调入凯利公司任文艺部经理。1994年退休。现任中国海洋画研究院秘书长、中国野生动物协会资深委员等职。 　　 他设计了红军的标志红领章 　　父亲18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受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军官学校学习。其间，父亲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聆听过列宁同志演讲、布琼尼元帅授课，登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观，还代表东方民族在苏联工会大厦为列宁同志守灵。1922年父亲即在苏联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父亲学成回国，先被派往安源煤矿从事工运工作，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以最年轻的“中将”身份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父亲再次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系统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先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参加了万里长征，红军的标志红领章便是父亲设计率先在他任校长的红军学校佩戴，而后普及到红军的。 　　1949年10月,父亲受毛泽东同志委派组建新中国海军，首任海军司令员，是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奠基人。父亲主持建立了北海、东海、南海三支舰队和海军航空兵。之后父亲在这一光荣岗位上叱咤风云长达30年之久，打破了世界海军史上任司令时间最长的纪录。在此期间，父亲领导创建了中国海军的许多个第一：创建了第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组建了第一支快艇部队；第一个航空兵师；第一个潜水艇支队；第一个驱逐舰大队；研制了第一艘核潜艇…… 　　 长征途中，他吹奏洞箫鼓舞士气 　　作为军人,父亲近70年不可磨灭的功勋，已经载入史册。但是他所独具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才多艺、高深的艺术素养，则可能是鲜为人知的。 　　很多人不知道，父亲有着很高的音乐素养，擅长吹洞箫、拉二胡，以后又学会弹曼陀铃。每当我看到以长征为题材的一组《艰苦岁月》雕像，都会联想到我的父亲。父亲在长征时背负着比别人更沉重的东西，那便是从苏联带回再从瑞金一直背到延安的一些军事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延安时被毛主席称为“肖劲光藏着的‘宝贝’”，经常借去研读。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乐器始终伴随着父亲，那便是一支洞箫。在万分艰苦的长途行军中偶然能够得到休息时，父亲便抽出洞箫吹奏一曲民歌小调，以鼓舞将士们克服疲劳伤痛和失去战友的悲伤，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在解放战争围困长春战役中，偶有空闲时间，父亲经常一边拉着他喜欢的二胡一边思考着作战方案，曲子仍是陕北和湖南的民歌。 　　全国解放后父亲又向海政文工团著名作曲家吕远学习弹曼陀铃，演奏外国民歌。父亲也爱唱歌，如同他平时说话一样是浑厚动听的男中音。担任海军司令员在旅顺口和苏联海军谈判期间，父亲还唱过苏联歌曲“喀秋莎”，使得在场的苏方人员和海军官兵十分振奋且惊异。 [[page]] 　　 他喜欢绘画，是荣宝斋的常客 　　父亲对绘画特别是中国画有着特别的喜好，哪里有画展他都会兴致勃勃地去观赏。他是荣宝斋的常客。 　　如果父亲正在某地，该地有画展他也会去看。父亲对油画、版画都很欣赏，当然最喜欢的还是国画。父亲重视对传统技法的继承，对于运笔着墨有着很高的鉴赏力，喜欢那些运用传统技法表现力强的作品。“文革”期间一次在观看全国美展时，父亲对一幅天津画家的作品《迎春花》特别感兴趣，这片迎春是从黑色的石缝中挤出来的，父亲赞赏这个“挤”法，停在这幅画前欣赏了很长时间。 　　不知父亲是从何时掌握了对历代画家和作品的丰富知识。他发现李海涛收藏的《明清扇面选集》，便和海涛一起逐幅欣赏，这时我们发现父亲对于明代的四大家、清代的扬州八怪等画家以及他们的不同风格都很熟悉。当看到一幅明万历画家龚贤的扇面时，父亲脱口说出了他字半千，号半山野人。父亲的知识面之广和记忆力之过人，使我们非常惊讶和叹服。 　　 节衣缩食买来名画捐献国家 　　父亲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袜子、内衣破了补补再穿，床单补了又补，但必整必洁。有时警卫员趁父亲没注意给扔掉了几件，父亲发现就要批评，还让给捡回来。他对节衣缩食买来的好画当然特别珍爱。 　　“文革”中海军院校造反派把父亲架到汽车上准备押往天津批斗，被周恩来总理得知派部队半路截回。父亲对自己的遭遇并没有耿耿于怀，唯有对造反派烧毁我家客厅里悬挂的一幅珍贵的元代名画《芦雁图》不能释怀，连连顿足叹说可惜。幸而父亲先于1965年初将他珍藏的四幅明代绘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四幅画分别是明代四大家之首沈周的《松荫对话图》、永乐朝林良的《雪景雉鸡图》、万历朝张宏的《泰山松色图》和明末皇室朱翰之的《远浦风帆图》。这些文物珍品价值连城，父亲从未想过要留传给子女。如今，海内外参观者看到故宫的展品标签中标明这四幅画为“肖劲光捐献”的字样时，都对父亲由衷地敬佩。 　　在领导人民海军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有空暇便坚持练习书法，始终不曾间断。有时也应一些单位提请题题字，父亲兼校长的新中国第一所海军院校大连海军舰艇学院的校名便是父亲题写的，一直沿用至今。父亲的书法在军中颇有名气，多种书法展览都曾向他索要作品参展，中国书法协会也选聘父亲为理事，对此他乐意为之。父亲兴之所至或有人索取时，也即兴题写自己的诗词、对联或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赠人，这是父亲的长项。海军初创时父亲就曾亲自拟定许多激励干部战士的口号，比如“热爱海洋、征服海洋！”“要做海上主人，不做海洋奴隶！”等等，精彩且有鼓动性。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求字从不吝啬，常书写“劲松”等大字赠送，以松树的耿直挺拔勉励年轻人。有感于长期的海军军旅生涯，父亲曾写了“碧海蓝天秋风劲，江天万里明月光”的对联送给哥哥永定。晚年父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工作之余，除了学习英语、复习俄语外，经常濡墨挥毫，书写了许多作品，且多为几十厘米的大字。如此高龄老人的书法笔力遒劲，雄浑古朴，颇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 　　 中秋节，我们全家举办了一场音乐会 　　我是在马背摇篮里长大的那一代。幼年生活在延安窑洞，两岁时父亲便教我唱陕北民歌。我家的窑洞就在毛主席家隔壁，每有老乡前来慰问，父亲便要我表演节目，我便大大方方地扭着秧歌唱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雄的八路军。”博得老乡许多掌声和笑声，父亲听着很开心。长大后我学会弹拨三弦琴，也喜欢唱歌、跳舞。父亲还送三弟北鹰、四弟纪龙去海政文工团学拉二胡，并且亲自过问他们的学习进度，具体检验他们的演奏水平，对于他们演奏的音域高低长短和一些技术处理问题，提出很在行的意见。 　　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全家团圆赏月开家庭晚会。我们的四个孩子合奏一曲，弟弟们拉二胡，我弹拨三弦琴，而后家人每人再唱一曲。父亲披着灰色的海军呢斗篷，慈祥和蔼地听我们弹唱。最后父亲自己取出他珍藏的洞箫，吹奏一曲委婉多姿、悠扬动听的古曲《春江花月夜》，结束了晚会。那晚父亲的吹奏真的是余音绕梁，至今仿佛犹在耳边。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家第三代人也大都热爱艺术。如今我也已经年过花甲，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便以毛主席那首《采桑子》激励自己和效仿父亲：“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从红军时期开始摄影，记录长征。后来他把照相机借给斯诺—— 　　《西行漫记》中有些照片还是他的作品 　　■1950年，耿飚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资料图1981年9月，耿飚同志在军委工作期间，检阅部队军事演习。 　　资料图1960年11月19日，耿飚同志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左二为耿飚同志。 　　【新民网·晚报推荐】说起我的父亲耿飚，有人评价他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就像他的名字，大风大火，丰富多彩，有高潮有低谷，但在我们面前却总是那样波澜不惊。没有墓志铭、没有功劳簿，父亲的耿直坚毅、能文能武，融入日常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我更加怀念父亲。他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他的一世英名。 　　 1“率兵十几万”的大使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从战场上召回10位兵团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本打算任命父亲为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但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恢复席位，父亲便改任驻瑞典大使并兼任驻芬兰和丹麦公使，成为共和国第一位驻西方的“将军大使”。 　　父母出国时，我才五六岁。记忆中，从小父亲就顾不上管我们多少事，他在外交部任职20多年里，有一大半时间在外国当大使。记得小时候每到春节，外交部就把我们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孩子”召集到首都体育馆开联欢会，还记得陈老总对我们这些孩子讲的话：不许随地大小便。 　　那个时候未成年子女可以跟随父母出国，我就在驻瑞典大使馆跟父母共度一段短暂时光，记忆中，那是个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国度。父亲当大使的许多传奇故事都是后来从旁人口中得知，让我深感自豪。 　　1950年10月1日，我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上，瑞典皇家海军司令问：“大使先生，听说阁下是位将军，请问您指挥过多少军队？”父亲回答：“不算地方部队，也就十几万人吧。”对方感叹：“上帝啊，那比我们国家所有的军队还多呢！”一旁的贵宾们纷纷过来碰杯，称父亲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使者”，父亲却说：“我只是伟大国家的一名普通士兵。” 　　1969年，父亲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临行前毛主席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然而父亲在当地却看到这样的现状：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要援助他们，使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将成衣卖给我们从中赚钱。父亲还亲眼看到：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父亲大胆提出了调整援阿方略的建议。当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最终，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喜欢捣鼓“新式武器” 　　耿直、坚毅只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小时候，父亲随家人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从祖父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身体佝偻，父亲却身体健 　　壮、身高腿长，上楼梯一次能跳四五级。 　　有关“父亲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个团阻击敌人15个团”的故事，我们无缘亲眼见证，但提到父亲“文武双全”，仅从他身后留下的遗物中就可见一斑。一台老式照相机，是1931年他在福建漳州打仗时缴获的，当时一共缴获3台，天生喜欢捣鼓“新式武器”的父亲找到了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送了2台给师傅，自己留了一个最简单的。从红军时期开始，父亲便开始摄影，记录长征，后来他把照相机和日记借给了斯诺，解放后还惦记着要找回来，可惜没找到。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有的照片还是父亲的作品。在长征途中，父亲居然坚持写日记，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外人很难想像，父亲小时候就读过一两年私塾，哪来这般文化水平？父亲告诉我们，他都是自学的。他喜欢看书，看完一本就丢掉换一本，碰到实在喜欢的书就背着，行军打仗都舍不得扔掉。 　　1931年，红军东征漳州，父亲学会了开车，后来，他曾开着卡车把聂荣臻等接到张家口，还曾把一辆故障车用前加力从河北开到天津。在瑞典时，斯德哥尔摩警方对父亲进行驾驶证考核，称赞他为“自己开车的大使”。到了晚年，父亲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荒废”，凭着一辆电动轮椅车，曾多次受腿伤的他在家行动自如，笑称自己是“老年飙车族”。为了让他“飙车”更方便，家里的门槛都被锯掉了。 　　父亲的爱好相当广泛，常常能捣鼓出些“名堂”：他曾给很多人修过表，各种古董钟表他都能修好；他喜欢刻章，刻得有模有样；他喜欢下棋，把身边工作人员都教会了，父子俩 　　“切磋”的机会在他退休后也多了起来；他还会用万用表，让家里的孙辈们很是崇拜……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想要台电脑，我就买了一台给他，并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也能熟练上阵了。 　　 3坐“儿蹬车”搞“串联” 　　“文革”初期，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父亲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帽子，我们全家被迫从东交民巷外交部的宿舍搬了出来，和黄镇一家住到一起。那是2层楼的3间房，全家八九口人住不下，父亲只好叫已成家的长子长女出去借房子住。那些灰暗的日子，也是我和父亲接触较多的日子。每天我都会把外面的各种消息带回来和他一起沟通、探讨，通过这种交流，也让我更加了解了父亲。 　　当时，造反派希望父亲“亮相”反对陈毅，还专门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但父亲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非但明确表示“不会做这种事”，还和黄镇一起牵头，带领23位大使联合署名写大字报，坚决保卫党的外交路线。为此，父亲和黄镇被造反派定为“耿黄反党集团”，但他还是“不知悔改”。最难忘的是，那时候父亲和外交部一些老干部经常坐着各自儿子的自行车搞“串联”，每次都是我骑车带着父亲，一时间“儿蹬车”也成了外交部的新名词。 　　后来，时任中联部部长的父亲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上为她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点名 　　让中联部的造反派上台发言，突然发动对父亲的攻击。部内造反派批判父亲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涌来。江青又以“赠书”为名，向父亲施加压力。但是父亲并不屈服，指示“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向周总理表示可否辞职。总理送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你不要死！”这更坚定了父亲抵制“四人帮”的决心。 　　父亲在医院陪周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后，总理推心置腹地跟父亲说：“那次‘一·二五’大会上，有人发言攻击你，真对不起你，我本来可以不让他发言，是江青递了条子。”父亲连忙宽慰总理，还笑言“这样一来对我倒有些好处”。原来，过去中联部的客人来了，往往由“四人帮”会见、父亲陪见，别人包括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以为父亲和“四人帮”是一伙的，有的甚至不理睬父亲了。那次大会后，大家明白了真相，反而跟父亲更亲近了。 　　父亲最广为人知的“壮举”可能要数1976年10月6日晚上的“临危受命”了。当晚9时左右，父亲被急召到中南海怀仁堂，随后带着华国锋的手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接管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那天晚上，当妈妈把这个秘密告诉我时，我心里很激动。虽然明知冒着风险，但我们全家都为父亲能参加这样的行动感到骄傲。 　　接管广播事业局后，父亲一个多星期后才回家，那些日子他在办公室搭了行军床，吃住都在局里，并向警卫战士下令，有冒充他的签字企图闯入广播室者，立即予以击毙。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这期间父亲只匆匆写了张便条给母亲：“告知妻儿放心，很好。六日晚华、叶召集会议整夜欢腾……” 　　 4为了工作不徇私情 　　父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时，该委员会急需人才。当时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在光电所工作，觉得自己有文凭、又年轻，想调到外委会工作。哪知，父亲不容商量地说出两个字“不行”。我很纳闷，我向父亲推荐了两个同学，没怎么费事就调过去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卡壳”呢？父亲的回答是耐心的却又是不能通融的：“你介绍的两个同学毕业于清华，经面试，有真才实学，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才同意调进。至于你，不同意调的原因并不是你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父子俩在一个单位不适合，影响不好。” 　　不久，我靠朋友的帮助到一家大公司当了一名职员。这原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偏偏有一封“揭发”“他靠其父的势力调动工作”的信送到了纪检部门，说父亲为我的工作调动搞了“特权”。上面很快派人对此事进行调查。最终事实证明，在我工作调动上，父亲别说插手，他连知也不知道。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耿飚生平简介 　　1909年-2000年，湖南省醴陵县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浏（阳）醴（陵）游击支队小队长、红三军九师参谋、干部教导队队长、红一方面军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旅长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通讯处处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后，先后任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等国大使。1960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1971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1982年任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 　　 作者简历 　　耿志远，耿飚同志之子。1946年生于张家口。1959年－1962年，就读于北京育才学校。1962年－1965年，就读于北京八中。1965年－197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转业后到北京光电所工作，后调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9年辞职下海从事商业活动。现任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副理事长。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结婚的那天非常热闹。晚上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我精疲力尽回屋，还没坐下，父亲就问，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回答还没有—— 　　父亲沉下脸说：你怎么这样没礼貌 　　■凌孜和父亲的合影 资料图检阅空军部队的叶剑英元帅 　　【新民网·晚报推荐】十多年来，我和我母亲及我的老伴，住在我父亲叶剑英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的那栋两层小红楼——北京西山二号院故居。 　　2009年的初秋悄然走近，但庭院依然绿荫叠翠，瓜果低垂，生机盎然。漫步在花树间，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 　 　1书中藏醉叶 　　留下一年秋 　　父亲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ｏｌｄ王”“马头”“老和尚”“ｔｅａｃｈｅｒ－蛐蛐”。几十年过去了，有些工作人员至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我父亲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二十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父亲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父亲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我每每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我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阳光明媚，我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我，我回屋就把红叶夹进他的厚书本了。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二号楼即景”的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父亲把深秋中大自然的最后一缕美丽收进了他的诗里，以致我们全家至今都对枫叶有一种特别的钟爱。 　　二十多年后，也是在这样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父亲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2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父亲青年时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工人，这使父亲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那时父亲生活极其优越：行军时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但是，他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上草鞋，奋起通电反蒋。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在最低谷的时候，父亲挺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他们连吃的一点点盐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以致几十年后父亲还怕看见笋，多少年都不吃笋。 　　父亲平时很慈祥，但是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没人敢顶撞。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讲究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父亲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上世纪60年代我结婚的时候，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9时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我高中毕业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 　　 3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父亲曾经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其中有两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由于过度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我被关押了将近4年，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林彪事件”后，父亲才又重新主持军委工作。还是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我这才被放了出来。 　　因为被关在单人牢房，我出来时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他问我的身体状况如何，我却木木愣愣回答不清楚，好不容易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1976年年初，79岁高龄的父亲仍然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 　　父亲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定于10月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主持和见证，由中央警卫局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等分别抓了起来。 　　就这样，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父亲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我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爸爸刷牙蹒跚的样子，我在他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哪，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老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他认真听我说完了，没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他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回忆父亲，我总会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１９46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个漆黑的夜里，我跟着部队撤退。大卡车坏了，父亲背着5岁的我徒步行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这情景，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叶剑英生平简介 　　1896年—1986年。广东梅县人。1917年就学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并任该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了两次东征及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第4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至1930年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和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第四局局长，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常委，中革军委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参加重庆谈判，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7年回延安，任解放军参谋长，中共后方委员会书记、北平市市长。 　　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局代理书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6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是中共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八届十一中全会增选）、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作者简历 　　凌孜（叶向真），叶剑英元帅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 　　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身为国家主席，对家里人要求非常严格，甚至—— 　　他写信给学校，不同意我党员转正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同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在一起 资料图刘少奇与 王光美 　　【新民网·晚报推荐】1928年，武汉的形势日趋恶化，我的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也要转移，只好把我寄养在汉口的一位工人家里。养父母迫于生活艰难，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直到1938年，党组织用几百元大洋把我赎回来。所以，我一直记住父亲对我说的两句话：“你是人民用血汗赎回来的，等你长大了，也要为千千万万受苦人办事。” 　　 1父亲生活上对我要求特别严格 　　1949年，我从苏联回到祖国。父亲和光美妈妈把我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一边教学生俄语，一边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中文。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每当星期天回家时，父亲都要关心地问我教学和学习的情况，还让光美妈妈给我一些书看。当时给我指定的必读书籍中，多数是毛主席的著作。父亲还要我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他说：“你觉得写得好的，可以送给我看看。” 　　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我比较认真地读了几本理论书籍，中文学习进步得也比较快。学校的老师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同时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也很快。不久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我的学校在铁狮子胡同，乘有轨电车要绕天安门才能到中南海，路上用的时间比较长。有几次回家，我嫌费时费事，就给中南海汽车队打电话，请他们来接我一下。这件事被父亲知道了，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一顿。我有些不高兴地对父亲说：“电车站人太多了。”父亲听我说这样的话生气地说：“人家能够等，为什么你不可以等？你今后不能再要车了。”从此以后，我上学都是挤公共汽车去的。 　　有一年冬天，光美妈妈给了我一斤毛线，我织了一件毛衣，可是没有毛裤。我又喜爱滑冰，很需要一条毛裤。于是我就悄悄地对父亲身边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我穿上很高兴。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就问我为什么要一身绒衣，不是有件毛衣了吗。他说：“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现在人民还很穷。”我当时心里想不就是买一身绒衣吗，还值得发那么大的火。其实父亲批评得很对。因为那时正实行供给制，家中需要的东西都是国家按规定供给的。自己不应该随便买东西，花人民的钱。 　　 2父亲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 　　父亲知道我有许多毛病，就特别关心我。每逢星期六、星期天回家总是对我“挑三拣四”，甚至有时把我说哭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身上的毛病还很多，要接受思想改造。”1951年我党员预备期满，人民大学系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我想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父亲知道党支部要讨论我的转正，给学校写了一封信，说我没有达到党员标准，不同意转正，还说不管什么人入党，都要坚持党员标准，应严格要求。党支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取消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时，我的头“嗡”的一声，这是我明白世界上的事情以来，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动。党支部把我父亲的意见转告了我，我那时的思想乱极了，心想：对我太严格了，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我……经过这一次思想上的巨大震动后，我认真地思索了一些问题，检查了自己的毛病，似乎也成熟了一些，各方面都有长进。父亲看到女儿的这些进步也感到欣慰，有时也给我些鼓励。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父亲支持我下放到内蒙古锻炼 　　1958年，我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国家计委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动员。我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说：“边疆生活比较苦，那里缺干部，需要人。所以我们要把那些思想好、身体好、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派下去，把边疆建设好。”父亲问我：“你看你能不能下去？”当时我没有在父亲面前立刻表态。 　　回到机关以后，看到许多同志纷纷报名，我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坐不住了，也报了名。我把报名的情况告诉了父亲。他亲切地对我说：“你下去，我支持。你嘛，就应该下去锻炼锻炼。” 　　领导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那年7月我下放到了内蒙古，分配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业处。单位给了我两间土坯房，一日三餐全家都在机关集体大食堂吃。 　　1960年7月，我参加了一个调查组，到基层搞经济调查。我们穿过被称为“内蒙古粮仓”的河套平原，来到巴彦高勒。这个本来生产大米的地区，因为盐碱化的程度越来越厉害，庄稼长得特别差。从巴彦高勒到乌达（现在的乌海市），那里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但是那里的生产设备简单落后，劳动条件十分差，工人生活也苦。一个多月的调查结束了，我觉得有许多问题要问父亲。恰好，调查结束后组织上给了我们短期休假，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 　　父亲问起内蒙古的情况。我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次河套之行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到的一切，把心里话全部掏出来了。父亲耐心听完了我的话，似乎没有想到我还能讲出这样的话，他抿着嘴，点点头，说：“你呀，就应该多到下面去看看，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啊！” 　　我在内蒙古的土坯房里住了二十多年，和大家一样在机关大食堂里吃玉米面、高粱米、窝窝头、土豆烩大白菜。 　　 4当了国家主席后，父亲开了个家庭会议 　　1959年4月，父亲被选为国家主席。湖南老家的一些亲戚知道后，认为父亲当了国家主席，大权在握，就纷纷写信或者直接来到北京找父亲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生活困难问题等等。不给办或办得不周到，他们就发脾气，讲牢骚话，甚至骂娘。这无疑给父亲的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影响和分散了他的精力。 　　那年国庆节，父亲把来京找他的亲戚，过去在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来看望或要求帮助解决困难的人和我们家里的人都约到会议室，开了一个特别的家庭会议。当时我在内蒙古没能参加这个家庭会议，是弟弟妹妹和父亲身边工作人员后来讲给我听的—— 　　父亲进屋后，举手向大家打了招呼，然后习惯地点上一支烟就开始讲了：“今天趁这个机会开个会，在座的有我的亲戚，有过去在我这里工作过的同志，还有我的家人，我看就叫家庭会议吧。有人认为我当了国家主席，做了大官，权力很大，就想沾点光，要点方便。但我却不这么认为。” 　　“有人给我写信说，不愿意在农村当农民，想进城当工人；有人当面向我提出给他安排个合适的工作；有人想来北京上大学；还有人提出要把他的老人送到中南海来让我养起来。这些要求在你们看来很简单，似乎只要我说一句话，开个条子就解决了。但我偏偏不能说这个话，不能开这个条子。所以许多人不高兴、不满意、发牢骚，甚至有人还背地里骂我，说我不近人情……” 　　“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 　　父亲深入浅出、苦口婆心的讲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大家纷纷发言表态，有的说为自己的事给少奇同志添了麻烦，感到非常惭愧；有的说少奇同志是个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模范，我们应该向他学习；有的说我们只有做好本职工作，才配做少奇同志的亲戚，我们一定要为他争气。 　　我父亲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亲戚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对我们那是更加严格了。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刘少奇生平简介 　　1898年-1969年，湖南宁乡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夏回国。先后任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常委等职。1927年5月起主持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次年任中共中央驻顺直省委特派员、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起，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参加了长征。其间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春起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代主席、中央政治局代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代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80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 　　是中共第五届、六届(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七届、八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1年9月至1934年1月任职)，第七届、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六届(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职)、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刘爱琴，刘少奇同志女儿。1927年生于湖北武汉，当年交由一个工人家庭抚养。1938年到延安，次年赴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9年回国。1958年至198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计委工作。离休前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离休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我搬出中南海后，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后来，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中看到他了。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才见到了他—— 　　爸爸嗔怪道：娇娃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李敏和父亲合影 毛泽东与女儿李敏、李纳在香山   　　【新民网·晚报推荐】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莫过于自己的生日。 　　人过生日要图个整数，国家也是一样。在我生命中有那么几个重要的日子，恰巧都是在国庆度过的。 　　毛泽东生平简介 　　1893年—1976年，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1918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次年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同何叔衡等创建长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1924年初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活动。1924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25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1926年2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创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起任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一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兼总政委，中华苏维埃中革军委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增选为政治局常委。1937年8月至1976年9月,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起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等职。1949年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1949年10月起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共中央主席等职。 　　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局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1935年1月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八届、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任职）、七届中央政治局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作者简历 　　李敏，毛泽东同志的女儿，生于陕西保安（今志丹县），1941年被送往苏联与母亲团聚，1947年回国。 　　195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1964年入伍，历任国防科委八局参谋，政治部副主任；1983年调总政治部直工部。1998年至2003年，任北京市政协九届委员、十届常委；2003年至今，任全国政协十届、十一届委员。 　　11949年春天 　　见到了离别8年的父亲 　　１９４９年春天，我和岸青哥哥一起，由负责《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编纂工作的苏联哲学家尤金教授带领，从沈阳来到北平，在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毛泽东。 　　“过来，这就是你们的爸爸，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旁边有叔叔笑着对我说。 　　“爸爸！”我扑上前去叫道。爸爸把我抱起来喊着我的小名：“娇娃！……”我除了笑，还是笑。爸爸说的是中国话，而且还有浓重的湖南口音，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因为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只习惯于俄语。 　　尽管语言不通，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父女的感情交流。我终于有了爸爸！他就是我离别8年的爸爸！去苏联找妈妈贺子珍的时候，我还只有3岁。 　　当时，爸爸正忙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大事。香山的家里，只剩岸青哥哥、我，还有爸爸身边工作人员的几个孩子。像所有父亲一样，爸爸心里总是惦记着我们。一到会议休息，他就打电话问问，或派人回来看看，报个平安。尽管每天会议结束他都回家，可还是放不下心来。 　　到了夏天，我随爸爸搬到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菊香书屋。 　　21959年夏天 　　爸爸亲自主持我的婚礼 　　１９５９年，国庆10周年，对于毛家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年头。这一年，爸爸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祭扫了爷爷奶奶的墓，然后又在庐山与分离了22年的我的妈妈贺子珍见了面，下山后还为我主持了婚礼。 　　那年夏天，我的婚礼是在中南海家中举行的。来宾有30多人——其中有爸爸妈妈的老战友蔡畅妈妈、邓颖超妈妈，爸爸尊敬的表哥和老师王季范，还有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爸爸委托管理员采办3桌酒席，每桌8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外，没有别的。当时我和爱人孔令华都在上学，没有收入。我觉得太让爸爸破费了，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那天爸爸特别高兴，亲自主持婚礼。他举着酒杯向我和令华祝福道：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还特别对女婿说了一句：“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爸爸的心意我懂：他把对妈妈的关心和思念全部给了我，尽到了而且超越了一位做父亲的责任。只要我过得好，妈妈就高兴。妈妈高兴，爸爸也就从中得到宽慰。 　　这一年，我们还为爸爸过了66岁生日。 　　为老人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以前无论我们怎样劝说，都被爸爸拒绝了。记得建国初期，有一次正逢爸爸生日，那天餐桌上除了和平时一样几盘小菜以外，还有刚刚煮好的面条汤。负责保健的王医生陪爸爸一起吃饭，爸爸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还有一年，工作人员事先未征得爸爸的同意，办了一个稍稍像样点的生日宴席，结果遭到爸爸严厉批评。他拒绝出席寿宴，无论怎样解释、劝说都没有用。 　　也许是这一年心中几大愿望得以实现，爸爸居然同意举办生日庆祝活动了！那天，除了我们家里人之外，工作人员还带来了他们的子女。厨房的叔叔准备了两桌比平时要稍丰富些的菜肴，还有长寿面。 　　饭后，爸爸要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大家一听要照相，都高兴地聚拢过来。那天，爸爸和孩子们说说笑笑逗着玩。也许，这是为爸爸办的一次最“豪华”的寿宴。 　　随后而来的3年困难时期让爸爸变得寡言少语，很少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爸爸爱吃猪肉，而当时他每月粮食定额只有２４斤。于是，他不吃肉，省下一些给我和妹妹。 　　爸爸那次过生日4年后，我就搬出了中南海，见到爸爸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只能在电影纪录片上看到爸爸了。 　　记得有一次，我辗转托人，好不容易见到爸爸。他嗔怪我道：娇娃，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我自嘲地说，（这里）门槛高了，不好进了。而在心里，我是多么怀念过去那些父女团聚的日子！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1969年初冬 　　我去干校接受“再教育” 　　１９６９年，国庆20周年过后不久，我所在的工作单位按照上级统一安排决定，去河南遂平县莲花湖“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天晚上为第一批同事送行时，当年妈妈贺子珍在长征中曾经舍命为其遮挡敌机炸弹、如今正“靠边站”的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同志也来了。这位我军中少有的独腿将军拄着拐杖登上车厢，和机关干部们握手道别。他见到我，问：“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去种菜。” 　　“我残废了，不能劳动。我去给你们看门吧！”他笑着对大家说。随后，我与机关的第二批干部一起到了干校。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我回到北京，发现爸爸比过去苍老了很多。 　　爸爸没有等到自己的83岁生日。 　　如今，每到爸爸的生日，我都要上他长眠的地方看看。90岁、100岁、110岁……日子流水般飞逝而去。望着那片中国乃至世界最开阔的广场，似乎又听到爸爸的声音： 　　“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 　　“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 　　41979年秋天 　　我陪妈妈来到纪念堂 　　１９７９年，国庆30周年。这年，我的妈妈贺子珍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如愿来到北京。国庆节前夕，我和家人、朋友陪妈妈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主席纪念堂。 　　出发前，大家对妈妈做起了工作： 　　贺妈妈，到了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妈妈频频点头。然而，在水晶棺前，她的泪水还是涌了出来。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妈妈始终沉默不语。我也哭了。 　　记得3年前最后一次见到爸爸那天，他已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就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做了一个圈。当时我泪水模糊，不解其意。事后，有朋友说：“圆圈是否代表你母亲的小名桂圆呢，他放心不下她吧？” 　　51999年国庆 　　完成《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 　　１９８９年，国庆40周年前后，我和丈夫令华开始筹划一件事情——为爸爸百年诞辰出一本画册。3年后，画册《怀念》出版，这是我们献给爸爸的一份心意。 　　１９９９年，国庆50周年之际，在朋友的协助下，我完成了《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 　　今年是２００９年，国庆60周年。此前，我随同学们重返俄罗斯，回到阔别60年的国际儿童院——当年和妈妈、哥哥一起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年来，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来看我，我在各地也会遇到热情的人们，听大家讲述对爸爸的怀念。 　　60年，中国的说法叫一个甲子，是一个不短的周期。大树越高，树根就越深深地扎在大地上。爸爸为国家、民族以及世界所做的一切，将长久被后人追怀。 　　60年前，我在北平重新回到爸爸的怀抱，从此按他老人家的教导生活：“夹着尾巴做人”，直到今天，直到永远。这是我能做到的，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本文由李敏之女孔东梅提供）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969年，我丈夫和儿子分别当上了“猪倌”，爹爹高兴地说—— 　　让他们父子比比，看谁的猪养得壮 　　朱德与女儿朱敏合影 　　资料图:刘铮、朱德、朱敏和康克清的合影。 　　可以说，我的生命是伴随着爹爹朱德革命的脚步一路走来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都淡出我的记忆，但爹爹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的谆谆教导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他是女儿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朱德 　　生平简介 　　1886年—1976年。四川仪陇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1928年率部上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任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职。 　　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委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六、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作者简历 　　朱敏，朱德同志之女。1926年生于莫斯科。1941年2月赴苏联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被德国法西斯囚禁在孤儿院，又被押送到德国集中营服苦役。1949年进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习，1953年10月毕业回国。1954年入党。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教授、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2009年4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1我14岁才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 　　1926年4月，我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爹爹正好40岁。不久，爹爹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的夏天，我姨妈从四川成都赶到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从母亲手中接过刚满一岁正在患病的我。 　　直到1940年10月，周恩来伯伯派人把我从成都接到延安。那天，我们乘坐的马车来到杨家岭的山坡下，只见一位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中年男人，匆匆跑下山坡。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伸出一双大手把我从车上抱了下来。原来，他就是我日思夜想的爹爹！ 　　坐在窑洞暖烘烘的土炕上，我才仔细端详爹爹的模样。他是个大胡子，浓黑的眉毛、坚毅的眼神、向后微微收紧的嘴角，很是威严英武。可是与他交谈起来，他又显得那样慈祥可亲。爹爹很忙，晚上才有空坐在炕上和我说一会儿话。他历数我婴儿时的趣事，还饶有兴致地问起我在成都的生活。 　　没想到，来到延安仅两个月，我又一次告别爹爹，踏上到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来到寒风刺骨的莫斯科大平原后，我的哮喘病发作了。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4个月，我就与20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一起，到明斯克参加夏令营疗养。就在到达宿营地的当晚，苏德战争爆发了。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把明斯克紧紧包围，我们不幸落入魔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的那天，我被关进了德国集中营。 　　自从在延安见到爹爹，我的心中就像拨亮了一盏明灯。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找到爹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德国集中营拍的照片背面，我写下了心中的期盼：“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在指挥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同时，爹爹也常常思念万里之外的女儿。我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了封信寄往莫斯科。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妈妈焦急地向爹爹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爹爹平静地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着残酷的战争，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后，我终于回到莫斯科。1949年暑期，我考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终于可以回国了。 [[page]] 　　 2爹爹要我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1953年，我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刚回国，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两个月的产假刚满，爹爹就催我去上班。我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我遇到了许多困难。爹爹充满关爱地说：“我们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也要互相帮助嘛！孩子就放在我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啦！” 　　爹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正是爹爹的鼓励和严格要求，注定了我勤勉从教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爹爹退居二线。他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20多年中，除台湾、西藏、宁夏外，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每次视察回来，他都认真给中央写调查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爹爹一生行伍，时间观念极强。1976年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他像往常一样提前20多分钟等候在会见大厅。因为会见时间推迟，爹爹没得到通知，在开放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1小时。90高龄的爹爹由此引发感冒，又转为并发症，两周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 　　1986年，我离休了。一天，康妈妈和我聊起一个话题：大批复转军人回到地方后，如何更快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于是，我与几位老同志商量，决定办一所军地两用人才学校。 　　办学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启动资金，没有办公设备，没有教师……十几年中，我接受了两次大手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又使我近乎失明。但是为了继承爹爹的遗志，继续教书育人，我与老伴联合几位老同志不懈努力，学校办起来了。我们不仅创办了有完整教学体制的学院，还在全国建了20多所分校和辅导站。多年来，学院培养了8万多名合格毕业生。 [[page]] 　　 3爷孙轻装去京郊与农民随意攀谈 　　身为共和国的元帅，爹爹的生活始终艰苦朴素。他用的一个澡盆比较高，进出很不方便，容易出危险，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门几次提议给他换个新的，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最后，趁他生病住院，才请人重装了一个新澡盆。但爹爹一天也没用上，就和我们永别了。 　　爹爹多次说过：“我不要孝子贤孙，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直到临终前，还谆谆嘱咐我们“要做无产阶级”。 　　1969年，我的大儿子刘建初中毕业。他热情很高，一定要和同学们去黑龙江农场插队。我有些不放心，周围许多人也问刘建：“你爷爷是解放军的总司令，为什么不去当兵，哪个部队能不要你？！”当孩子征求爹爹的意见时，老人家非常支持孩子的选择：“中国是个农业大国，7亿人口中，6亿是农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革命。” 　　在黑龙江双鸭山农场，刘建被分配去养猪。16岁的他，挑不动猪食，常把泔水洒在身上。他泄气地给家里写信，说是想调回北京。爹爹知道后，提笔给他回信：“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想打退堂鼓，正说明你非常需要艰苦生活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说来也巧，当时我丈夫刘铮在外交部江西干校也当了“猪倌”。爹爹听说后很高兴，提议让他们父子来一个南北竞赛，看谁的猪养得肥，养得壮，看谁对国家的贡献大。 　　爹爹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带着我的孩子们到京郊农村去走走。那天，他们爷孙乘上一辆普通的小轿车轻装出发。在田埂边，爹爹席地而坐，很随意地与老乡攀谈。北京郊区的农民见多识广，听着爹爹浓重的四川口音，看着他笑容可掬的神情，有的老乡说：“我怎么看您老像朱总司令啊？”爹爹酣畅、爽朗地笑了。 　　当兵的经历对青年人的成长同样是非常必要的一课。在五六年里，我的5个儿子先后到部队当兵，分散在天南地北。 [[page]] 　　 4“革命到底”精神激励后辈勤恳工作 　　有位外国记者在参加国庆观礼时问我爹爹：“您以为在您身后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名声？”爹爹的回答很简单：“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这位记者不由得肃然起敬，并发表文章称赞中国的朱德元帅具有完美的人格。“做一个合格的老兵”也成了我和孩子们的座右铭。 　　1975年，爹爹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有力的大字，用以鞭策自己激励后人。作为朱德的女儿，我时刻感到自己对社会、对家庭有一种强烈的责任，长期以来，我和老伴用“忠诚老实地做人，认真勤恳地做事”的模范行动影响自己的孩子。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孩子们都长期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工作着。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他们就用爷爷“从头革命”的经历和“革命到底”的精神鼓励、鞭策自己。 　　我的大儿子刘建从1999年起担任防化研究院副院长近10年，负责行政管理工作。部队在长城脚下，他只有节假日才回家团聚。他说，他要以爷爷为榜样，做一名合格的军人，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 　　我的小儿子刘武是爹爹去世后入伍的，也是从普通一兵做起。他经常出入于边境、海防、深山、哨卡，长期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之中。有时道路不通，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设备送到工作站；有时连续几个月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工作，连喝水都很困难……他在基层部队一干就是33年，他所在的单位被总参谋部赞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模范集体。2006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和解放军四总部在北京举行授奖大会，刘武被授予“全军优秀基层指挥官”光荣称号。这枚军功章也是为爹爹120周年诞辰（2006年12月1日）献上的一份厚礼。 　　多年来，江西井冈山、爹爹的老家四川仪陇，多次提出要为他建一座陵园。然而，爹爹却一直安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央瞻仰厅里，他和康妈妈的安息地合在一起不足一米见方。爹爹的骨灰盒上镶嵌的是身着布衣的免冠铜像。爹爹虽然没有纪念碑，但他一生光辉的革命业绩已经在人民心中树起不朽的丰碑。（周燕根据朱敏口述执笔整理）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杨尚昆夫妇抱着童年的杨绍明合影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民网·晚报推荐】去年，父亲诞辰百年之际，我们花费3年半时间编纂、汇集了900多幅珍贵照片和大量史料的画册正式出版，取名为《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家》。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永远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从35岁到58岁，父亲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23年，“文革”后重新回到党政军的领导岗位，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从72岁一直工作到85岁才退休。 　　我出生在延安，从小跟着父亲，生活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边，有机会用手中的照相机近距离记录他们的工作生活瞬间。 　　1、12岁学摄影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1954年，我12岁时，父亲说：“我来教你照相吧。”没想到这相机一拿起就再也没放下，成了我一辈子的事业。 　　父亲是我的摄影启蒙老师。熟悉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小二”，除了“文革”期间相隔两地，其余的时间，我都一直伴随在父亲身边。 　　我一开始学照相就是拍人物，先拍我父母，然后就拍居住中南海里的领导人。虽说父亲是启蒙老师，但他毕竟工作繁忙。当时中南海有个摄影科，都是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的记者，我有空就向他们请教。 　　那段时间，经过“名师”指点，我的摄影水平提高得很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华社来我就读的北京四中招摄影记者。我很想报名，但父亲对我说：“你现在还小，文化基础还没打好。你看李讷（毛泽东的女儿）上了北大历史系，你也要考进去。一定要到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摄影将来再学也不晚。” 　　后来我也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谁曾料想，“文革”刚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江青、康生带领“文革小组”到北大动员学生造反。康生挑拨说：“中央刚刚打倒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杨’就是你们同学杨绍明的爸爸杨尚昆……”当时，我就站在台下，康生此话一出，我顿时就被学生们包围起来…… 　　1968年，我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被送到驻张家口部队农场种稻子，整整干了两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恢复工作，我才得以平反，成为新华社广东分社的一名摄影记者，终于圆了当年的梦。 　　2、拍摄“得意之作”父亲最喜欢的两张照片 　　每每拍到自己认为的“好照片”，我都会先拿给父亲看。印象中，我拿给他看的“得意之作”中，他最喜欢的有两张。 　　一张是毛主席和彩虹的照片。记得那是1963年，北戴河大雨过后，天边出现一道长长的彩虹。当时，毛主席正在沙滩上休息。多好的拍摄时机啊！我便拿着照相机走过去说：“毛伯伯，给你照一张相吧。”毛主席用湖南话说：“好啊，听你指挥啊。” 　　我请毛主席站在台阶上看彩虹，但他老人家不知道我在捣鼓什么，老看着我。我灵机一动说：“毛伯伯，请你轻松一点。”毛主席说：“我很轻松啊！”此时，我按下快门，将毛主席与彩虹、大海连接在一起的画面定格。这张照片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父亲对我这次“单独出击”颇为赞赏，在他看来，有内涵的照片才是真正的好照片。 　　另一张父亲连连说“好”的是反映邓小平晚年生活的照片。当时，82岁的邓小平抱着孙子“小弟”和全家老小一起在海边，“小弟”转过脸来正要亲爷爷。见此情景，我赶快对焦按快门。照片洗出来给小平同志看后，他哈哈大笑说：“真是两个丑八怪。”一旁他家人“提抗议”了，他忙改口说是“两个撅嘴巴”。 　　3、爱书之人乐意将藏书与人共享 　　父亲一生钟爱读书，他的藏书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化、文学等诸多方面。白天工作繁忙，他只能把读书的时间放在晚上。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他把等待毛主席批件的空隙时间都用来看书。 　　政治类书籍中，父亲尤其喜欢《列宁全集》，每读必做批注。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99页，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告诫我们：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用一系列战争来解决，这个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父亲也爱看小说。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处理很多机要文件的他能做到“一目十行”。一般情况下，他每天晚上洗完澡到睡觉前这段时间，能读两本小说。一本是厚厚的新文学小说，还有一本是以前读过的旧文学小说，前者是通读，后者则是浏览。 　　父亲是个爱书之人，但也十分乐意将自己所藏与人共享。1987年父亲回到故乡，表达了捐赠自己藏书的意愿，并多次专程到重庆图书馆工地考察。2007年7月24日，父亲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重庆图书馆三楼外借图书区专门辟出一间400多平方米的阅览室，作为“杨尚昆赠书阅览室”。 　　父亲的藏书粗略统计不下5万册，其中不少是绝版书。首批近万册运抵重庆图书馆时，我在现场当起了讲解员。说起捐赠藏书中那套珍贵的《二十四史》和装载《二十四史》的“七巧板”书柜，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当时，毛主席的秘书叫田家英，非常有学识、博古通今，毛主席想要什么书，他马上可以到书摊找到。父亲对他说：“家英，你注意看看，有没有《二十四史》，要最老，本子最大的。”田家英找两个月终于找到了。父亲如获至宝，毫不犹豫地掏钱，这套《二十四史》由一个大书柜装着，用卡车把它搬回了家。记得那是一个最老版本的线装书，书柜占了整整半边墙。 　　后来，毛主席看到父亲的这个书柜爱不释手，因为他自己也有一个书柜，装的也是《二十四史》，便和父亲开玩笑说：“你的书柜比我的好，我们交换吧。”父亲一口答应了。所以，后来父亲捐赠给重庆图书馆、由15个小书柜组成的《二十四史》大书柜，实际上原属毛主席所有。 　　父亲爱学习，上中学时就因为学习用功、功课好而被免收学费。在莫斯科留学时，很多人都开玩笑地说，父亲人这么瘦，都是刻苦学习造成的。因为入党介绍人是一个英语教员，父亲青年时就学会了英语，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即便“文革”中被关押时期，父亲也坚持攻读马列著作，把别人偷偷递给他的香烟抽完后，烟盒、烟纸都用来写心得记笔记。 　　4、“四知堂”的典故行得端坐得正不能自欺欺人 　　常常有人问我，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我想，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父亲曾几起几落，但始终能顾全大局、襟怀坦白、忍辱负重，就是因为他有理想和信念。 　　父亲出生在重庆潼南县双江镇长滩子四知堂。关于“四知堂”的来历有个典故：从前有个叫杨震的人做了官，有人晚上送来银子贿赂他，并小声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点意思就收下吧。”杨震大声说道：“你知，我知，这没关系，天知就是神知，这可不行，你还是拿回去吧。”父亲常拿这个典故教育和警示我们，要行得端、坐得正，不能自欺欺人。 　　1993年春节期间，86岁的父亲执意要去登黄山。那天，父亲在警卫人员搀扶下登上山顶，戴着墨镜眺望四周，心情豁然开朗。我用最好的哈苏120相机，为父亲拍下一幅肖像，后来做成了《风云画典——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家》的封面照。这是我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张照片。 　　父亲与母亲相濡以沫几十年。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是个星期天，我们正陪着父亲散步，但他始终担心着母亲的病情，面带忧虑。噩耗传来，我们急忙赶到医院。当时，医生急于将母亲送进太平间，父亲发火了：“尸骨未寒，让我们再多坐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当众发火。他对母亲的眷恋让在场所有人动容。后来，父亲在母亲的骨灰盒上刻下八个字：“终生伴侣，永恒怀念”。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我也已年过六旬，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还要让下一代继续传承。 　　杨尚昆生平简介 　　杨尚昆1907年—1998年。重庆潼南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至1931年，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学运和工运工作，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任支部局宣传部副部长。1931年起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野战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参加了长征。1945年起历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直属队后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直机关委员会书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文革”期间受迫害。1978年起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 　　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十一届（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79年1月任中央军委委员（1981年7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十三届一中全会相继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作者简历 　　杨绍明，杨尚昆次子，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新华社摄影记者。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三届副主席、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当代摄影学会主席等。他还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慈善总会名誉副会长等。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7年他的组照《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获专题人物奖。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长期负责立法、执法工作，强调实事求是，他用亲身经历教导我—— 　　 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 　　■1966年5月，彭真夫妇与子女合影，后排右二为傅洋 　　1986年，彭真（右二）参观全国“六五”科技攻关成果展览会 　　【新民网·晚报推荐】在父亲的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法律工作。曾经有记者采访时问：“为什么只有你一个‘子承父业’？”其实，父亲做过许多工作，涵盖了许多领域，说不上哪个孩子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要我说，“子承父业”不在于职业，关键在于精神。 　 　1、坚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父亲在“文革”中首当其冲被批判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是最令我们子女感到骄傲的。我们都记住父亲的话：对就对，错就错，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 　　1975年，父母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后，又被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还受到软禁，但他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没有工作重压的情况下和我们共享天伦之乐。也正是在这里，父亲在我们面前对“文革”中遭受的荒唐批判予以系统的批驳。 　　父亲讲到，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说资产阶级从来也不与无产阶级讲平等。那么，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主席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道也是抹杀阶级界限吗？毛主席讲过：“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面反面的意见都要听，真理都不讲怎么行？ 　　著名作家沙汀在《记贺龙》一书里，记载了抗战时期贺龙对父亲的评价：“他最佩服的是边区共产党负责人之一彭真同志。‘这个人了不得！’他认真地说，‘对革命坚决得很……北平、天津几个地方的监牢，他都坐过。在监牢里领导过四次罢饭：第一次是2天，第二次7天，第三次20天！’”父亲的英勇行动，正显示出他对真理的追求。 　　有意思的是，父亲当选委员长后回家第一句话就说：“记住，你们要是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就不干了，用他教给我们的“真理”反驳：“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文革”中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胡乱批判和不实之辞，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万人大会的批斗，父亲都没有违心地承认过，真正是坚持了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一贯鄙夷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的做法。他在一次外出视察时说：“我们党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随行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如实地报道了他的讲话。父亲看到报道后，发现自己讲话不准确，就把那位记者找来，当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你报道得没有错，是我讲错了，应该说‘我们党的错误大部分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 　　 2、自豪 　　复出主持做两件大事 　　1979年父亲恢复工作，我随他回到北京，当组织上要落实政策时，我提出要到全国人大法委会（后称法工委）工作，参与重建中国法制的工作。这首先是因为父亲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的思想对我有重大意义。我们这代人对“文革”期间法制方面的“礼崩乐坏”有深刻的感受，我作为一个耳濡目染父亲长期领导法制工作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感受尤深。 　　我们家院子里有一间大会议室，上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开始清算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父亲受命指导审判工作。就是在这个大会议室里，父亲夜以继日地主持了“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许多会议。 　　父亲的法律功底，是蹲国民党6年半监狱时打下的。在狱中，别的书看不到，《六法全书》却允许看。父亲看《六法全书》首先是为了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开始熟悉法律知识。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文革”前夕，父亲不仅一直负责立法工作，也一直主管执法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执法机关坚决依法惩治犯罪，另一方面始终强调必须严禁“逼供信”，批判“官无悔判”的封建执法观。他说：“错捕、错判要坚决纠正、平反……不要认为有百分之五的错案不要紧，就是百分之一错了也了不得，在你看来是百分之一，对被冤枉的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不要看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背后就是一个家庭，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 　　1979年复出后，父亲拼命工作，因为他觉得健全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太迫切了。77岁时，他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在短短4个月里，他主持制订了7部重要法律，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通过。 　　那段日子，父亲感到十分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指导了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审判工作；二是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修订工作，在1954年宪法基础上确立了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等一系列新的宪法原则。 　　当时，父亲为考虑立法问题常常彻夜难眠，我有些对于宪法修改的意见想向他反映，但看到他这么辛劳，不忍心再和他面谈，只好写了封信给母亲，让她在父亲不太累的时候给他看。每制订一部新法律，父亲都会反复调查研究。在制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时，80多岁的父亲去了10多个省市，不知召集了多少座谈会。父亲在人大常委会上谈自己对法律草案的意见时，最爱讲“我今天讲的又算又不算”。他的意思是，既然是在人大的会议上讲，当然是他在调研基础上负责地谈意见，但那只是个人意见，必须经过大家畅所欲言的讨论，充分发扬民主，最后形成表决意见。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3、别致 　　故事戏剧成常用“教材” 　　父亲教育我们的方法很特殊，也很别致，不说教、不打骂，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他经常写些条幅，分赠给几个孩子。“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这些都是他爱写的。他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文学故事，引导我们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京戏《打渔杀家》《空城计》《斩马谡》等都是他爱用的“教材”。他认为“空城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值得记取的教训是马谡只知书本不懂实际而打了败仗；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有些文过饰非，因为他明知马谡无能却让马担当重任。 　　父亲说话总是很“艺术”。“文革”后，父亲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听众反应热烈，许多人递条子提问。这时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父亲拿起一张条子念，问他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看待。父亲回答：“‘文革’在历史上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1988年，我跟父亲说要去当律师。那时全国律师只有2万多人，远不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理解和重视。父亲没有反对，只给我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律师不像执法机关，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权力。” 　　我做律师以后，父亲跟我说起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旧社会有个名律师，蒋介石也很给他面子。有人被抓找他求情，他不问案情，收了金条，找蒋说一下，就能放人。“解放后，他为一个坏人向毛主席求情，主席要我处理。我把那人的案卷调来，有2尺多厚。我看了一天，看完心中有了底，把全部案卷送去给他看，请他自己说那人怎么样。结果，他再也不说什么了。你们当律师，可不能不问事实乱说情。”父亲的寓意，不言自明。 　　 4、严格 　　要我惜时戒掉棋瘾酒瘾 　　我上初中时，忘记是何缘起，父亲问我：“你要是被敌人严刑拷打，会不会当叛徒？”我大概太“客观”，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事不好吹牛，就回答：“不知道。”父亲大怒：“你这个人，连这点决心都没有？！”我想，父亲是希望我明白一个道理：意志磨练，并非一定要直面考验。平时未雨绸缪，不断思索如何面对人生考验，当考验来临时才能随时以坚韧的意志从容应对。记忆中，他只对我发过这一次脾气。 　　“文革”结束后，我的两大嗜好多次遭到父亲的批评。一是我酷爱围棋，瘾头上来可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下。对此，父亲说：“下棋占那么多时间！我年轻时象棋下得很好，后来觉得太耽误工夫了，说不下就不下了。”他多次讲，有人问鲁迅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写作，鲁迅答，他只是把别人喝咖啡闲谈的时光也用来写作了。 　　二是我嗜酒。1967年底，父亲受难，学校停课。原来滴酒不沾的我，一次与好友小聚，被劝喝了些酒，发现自己颇有酒量，从此“一喝不可收拾”。为此，父亲多次说我：“人怎么能被酒控制？”父亲原本酒量不小，他自己在上世纪20年代喝过一瓶半白兰地不醉。有些老同志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招待苏联专家，俄国人喝酒也不是父亲的对手。可从我记事起，一次也没有见他像我那样“喝大酒”。 　　“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各不相同，但没有天渊之别。可是，以人一生的成就和对人民的贡献来讲，却有天渊之别。这是什么原因？首先是一个奋斗的方向、道路问题……”回想上世纪60年代，父亲关于“自觉地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演讲激起无数青年对未来、对人生的思索。如今，父亲的教诲仿佛还在耳边，激励我们找准自己的方向和道路。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page]]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彭真生平简介 　　１９０２年—１９９７年。山西曲沃人。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代书记、书记，顺直省委常委、代书记。1935年起，任中共北方局天津工作组负责人、北方局代表、委员、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城市工作部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东北军政大学政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职。 　　解放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等职。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作者简历 　　傅洋，彭真同志之子。1949年11月生于北京。“文革”中曾插队、做工、任中学教师。1979年至1987年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工作，任职至经济法室副主任，参加过40余部法律的制订工作。1988年创办康达律师事务所至今。1995年至2005年任第三、四、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1989年至今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父亲说：老干部要把自己的经验留下来。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 　　他戴着氧气面罩一字一句修改文稿 　　■1982年11月1日，李维汉与儿子李铁映、李铁林合影（从左至右） 　　【新民网·晚报推荐】我的父亲李维汉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思念他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留给我们的时间和话语甚少。我们知道，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父亲，让他惜时如金，顽强拼搏，用生命与时间赛跑，为的是最后一次完成党赋予他的神圣使命。 　　1 　　1978年，父亲第二次建议为“右派”平反 　　“文革”中，父亲身陷囹圄长达7年，1975年又“流放”到湖北咸宁劳动改造。在押期间，他染上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以后又患上严重的肺心病。病痛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他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工作的节奏反而加快了。父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文革”后复出的父亲，高度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竭尽余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贡献。 　　1978年，中央统战部在烟台召开关于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会议。父亲看了会议文件，认为仅仅是摘掉帽子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复查平反。早在1962年，父亲就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这一建议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成为他的一条罪状。这一次，他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不久，中央作出了对“右派分子”进行复查平反的决定，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得以平反。 　　2 　　父亲每天早晨6时半起床,撰写党史资料 　　1981年，在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时，针对当时某些人否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的错误认识，父亲在会上多次发言，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与过，同时把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同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阐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文件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积极正面作用。 　　也是在那时候，胡耀邦同志托人捎口信，要父亲将自己所知道的党早年的历史情况写下来。父亲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并且把完成这项任务作为晚年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他说：“老干部要做到两条，一条是保持革命晚节，做一个好样的、合格的共产党员；另一条是应该收集一点党的、革命的历史资料，交给党。” 　　父亲虽已是80多岁的老人，但仍坚持全天工作。他早晨6点半起床，认真地扣齐每一粒纽扣，然后，扶着轮椅慢慢地行走，头脑却在飞速运转，思考着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革命烈士…… 　　父亲的早餐十分简单：一个鸡蛋，一碗粥，有时喝一点牛奶。吃完饭，他就投入工作了，直到午餐。父亲的午饭同样简单，一个荤菜，比如肉丝炒什么菜，一个素菜，一碗鸡汤，一小碗米饭。然后继续工作，一直干到吃晚饭。他要回忆的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写作任务十分繁重，他先采取口述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后，再认真修改。因为有了抢救性的录音，他的《回忆与研究》才能在他去世后仍得以完成，但最后的部分父亲已经不能亲自修订了。 [[page]] 　　3 　　父亲拼命工作，只有小孙子能让他稍稍歇息 　　父亲深知他的时间不多了，精确地计算着怎样才能不耽延每一分钟，把时间都用在最后的冲刺上。在家时，父亲叫人在办公桌上安装了3个电铃，一个电铃接秘书，一个接工作人员，一个接后屋的家属。他写东西时，不希望别人打扰他。由于体力不支，休息时推着轮椅沿着走廊 　　散步的习惯也取消了，任何人“非请擅入”他都会不高兴。为了让他紧绷着的神经休息一下，家里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那时我的儿子、三岁的小二是爷爷一个不可拒绝的“礼物”，平时大人都教育他不能打扰爷爷，但是这时会递给他一根拐杖，从门缝中将小小的他推进办公室去。小二进了门就卧倒，用拐杖当枪“哒、哒、哒”地一阵扫射，然后蹒跚地向爷爷走去。爷爷抬头慈祥地说“你来了”，从抽屉里摸出一块饼干，放在他的手心里，这个“贿赂”的仪式本该结束了，可是小二又伸出另一只手，坚持说：“还有哥哥的！”爷爷笑了，他的一碗水要端平：“好吧，小米也有一块。”他又拿出一块饼干放在小二伸出的另一只手中。小二和爷爷四目相对，他们的例行公事办完了，不过短短几分钟，却让父亲的大脑得到了一点休息。 　　4 　　父亲对写回忆录十分严谨，勇于自我批评 　　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在住院期间也从不间断。他记录自己对哲学、理论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也记录日常的经历。他的日记一直写到1984年的8月5日，字迹已经模糊， 　　他再也无力写下去了。他的党性原则性始终如一，一些领导同志来看他，谈论工作时，我们都照例要回避，父亲很严格地这样要求身边每一个人。 　　父亲对写回忆录态度十分严谨认真，他立下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目。他反对写史中的虚夸不实作风，如将历史人物神化，或加上许多不适当的赞美之词；他反对写一个人、一件事总要牵条线和一个领袖人物联系起来的做法，反对用人们以后以至当前的政治地位去评价他几十年前的作用。他拿桌上的一个紫砂茶壶作比喻：“史实就好比这个茶壶，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是什么样就说它是什么样。人家对它的评价可以不同，可以改变，这个不去管它，但它的本来面目不能变，一百年后还是这个样子。”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他说，现在的一般情况是，老干部主要是回忆历史情况，而研究历史则是由学术部门来进行。其实，老干部应充分发挥自己经历和经验的优势，可以回忆，也可以研究，要把经验留下来，交给后人。四是对个人活动持分析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 [[page]] 　　5 　　最后的时刻，父亲用明亮的眼神向我们告别　 　　1984年的春节，是父亲人生的最后一个春节，这个节日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依然在8点挣扎着起来，不打点滴就坐在桌前思考。稍稍感觉好一些，就禁不住去修改文稿。入夜，窗外火树银花，父亲静静地坐在桌前，又陷入了深思。为了打断他的思考，让他休息一下，警卫参谋马乾坤打开了电视，正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热闹场面。大夫轻声地说：“看看电视吧。”父亲说：“电视就不要看了。”此时，父亲的内心却激情澎湃，一首七言绝句喷涌而出： 　　春回大地百花生， 　　举国欢腾庆日新。 　　我是采薪忧不尽， 　　残年有志惜晚晴。 　　这首诗真情地表达了他对改革开放的祖国的讴歌以及他珍惜得来不易的“晚晴”，表达了他为党贡献一切的志向。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岁月，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争分夺秒地实行他的写作计划。他曾说过：“搞不完回忆录，我死不瞑目。”1984年初夏，父亲已不能摘下氧气面罩了，仍然用颤抖的手，一字一字地修改着稿件。临终前，他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报告了他已经不能继续进行对党史的回忆整理工作了。他喃喃地说：“再给我一年，再有一年就能完成了……” 　　8月11日的凌晨，父亲突然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眼神依然灼灼发光，警卫参谋马乾坤马上叫我到病床前。时间在滴滴答答地流逝着，父亲坚毅的目光告诉我，他的大脑仍然是清醒的，虽然已不能指挥身躯。切开的喉管也不能发出声音，但他那明亮的目光久久地不舍离去，慢慢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我的心在流血！父亲是在拼尽最后一口气，用目光在向我们告别…… 　　这时屋内一片寂静，父亲慢慢地、慢慢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就在那片寂静中，我好似听到一声巨响——父亲高大身躯倒地时发出的金属般断裂的巨响。 　　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哥哥铁映事后问我：“父亲最后留下了什么话？” 　　我回答：没有。 　　 李维汉生平简介 　　1896年-1984年。湖南长沙人，曾用名罗迈、王金。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18年参与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后，历任中共湘区执委会书记、湖南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等职。参加了长征。1936年9月起任中共少数民族工委书记、中共三边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受迫害。1979年增选为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9月起任中顾委常委、副主任。 　　中共四届、五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委员（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补选）、候补委员（六届五中全会增选)、委员(1935年1月增补），八届中央委员，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27年8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职），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增补，任职至1931年1月），五届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1927年7月至8月任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任职）。 　　 作者简介 　　李铁林，李维汉之子。1943年生于延河边，1948年坐在毛驴驮着的箩筐里翻过了太行山，后随解放大军进入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北京四中上学，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党务工作者，无论身处何地，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喝延河水长大的。 本稿为《新民晚报》专供新民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