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_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方案获批_专题_上海_新民网_为民分忧 与民同乐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珏。今天是2009年5月6日。 　　在6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介绍，近日国务院已批复了上海关于浦东扩区的申请，同意撤消南汇区，将南汇区行政区划并入浦东新区。 　　相关话题，今日我们连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高帆，为我们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南汇撤销并入浦东方案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合并后的新浦东总面积将达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达268.6万人来源：东方早报 新民网独家报道转载请注明出处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 　　【新民网·独家报道】 专家独家披露：浦东南汇两区合并详情 　　攸关上海未来前途的浦东新区、南汇区两区合并广受世界瞩目。长期研究区域经济问题并熟知两区合并情况的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维向新民网独家透露：据他所了解的上报方案，包括临港新城在内的南汇区将全部并入浦东新区。 　　陈维特别指出，南汇区整体并入浦东新区后，原属南汇区的临港新城仍是上海早前规划的“1966”中的“9”之一。他说，临港新城在南汇区是一个“新城”，划归浦东新区后，它仍然是一个“新城”。临港新城并入浦东新区后，预料浦东新区将加大对它的扶持力度。 　　上海“十一五”规划曾披露了上海“1966”四级城镇体系框架。该框架把“大上海”的概念从660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扩大至整个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郊区。“1966”四级城镇体系的具体规划包括：1个中心城：上海市外环线以内的600平方公里左右区域内；9个新城：宝山、嘉定、青浦、松江、闵行、奉贤南桥、金山、临港新城、崇明城桥，规划总人口540万左右，其中松江、嘉定和临港新城3个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城，人口规模按照80至100万规划，总人口在270万左右；60个中心城镇；600个左右中心村。 　　作为知名的经济学者，陈维最早听到南汇区浦东两区合并这个说法，是在大概一年前。他透露，合并是浦东新区提出来的，当然南汇区也有这个意愿。在他看来，实际上一开始南汇区就应该并入浦东新区，因为川沙和南汇类型是一样的，如果当时合并川沙时就把南汇一起并了，现在浦东的发展会更好。 　　他说，最初浦东新区合并了黄浦区和杨浦区的一部分，然后合并川沙，到现在合并南汇区，可以说，浦东新区的历史是经合并发展起来的。 　　合并事关方方面面。陈维称，合并对老百姓而言，今后的福利、环境会是比较好的；官员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更多详情敬请关注新民网明日报道。（新民网刘坤） 新民网独家报道转载请注明出处 　　 ■ 播客：专家观点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消息令人振奋规划有3个特点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为两个中心创造物理空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高帆：促进产业要素优化配置统筹上海区域发展 　　 ■  新华社通讯：新浦东争当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区 　　 ■  5月6日，国务院已批复浦东扩区申请同意撤除南汇区 　　 ■  4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两个中心”建设有关情况。 　　>>  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地方性条例已审即将出台 　　 >> 杨雄：加快航运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今后工作重中之重 　　 >> 上海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条件已具备或近期推出 　　 >>  国家将设立联席会议机制推动上海“两个中心”建设 　　 ■  4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建设“两个中心”的意见》 　　 ■  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上海建国际金融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   >> 点击进入解读上海“两个中心”专题 [全文]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珏。今天是2009年5月6日。 　　在6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介绍，近日国务院已批复了上海关于浦东扩区的申请，同意撤消南汇区，将南汇区行政区划并入浦东新区。 　　相关话题，今日我们连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为我们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珏。今天是2009年5月6日。 　　在6日下午召开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陈启伟介绍，近日国务院已批复了上海关于浦东扩区的申请，同意撤消南汇区，将南汇区行政区划并入浦东新区。 　　相关话题，今日我们连线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为我们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到202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一方面，金融中心建设需要金融深化、包括金融体系国际化作为基础条件；另一方面，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建设路径又是金融深化的效应体现。从此意义上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金融深化的重要节点。 　　上周，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各方普遍认为，这是上海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战略机遇，上海新一轮的发展将强劲启动。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一些制度性要素和经济性要素支持，在技术层面上与国民经济的金融深化及金融体制国际化直接相关。 　　金融深化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条件 　　所谓金融深化，是指金融市场自由交易的程度，与之相对应的金融抑制是指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干预。以金融市场自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金融深化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但金融深化是一个过程，如果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现状，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和损害。根据中国国情，要经历一个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并存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要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确定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的动态边界，逐步推进金融深化。 　　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利率市场化，即作为资本资产价格的利率应该是反映货币供求关系的市场利率。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就不会有发育成熟的金融市场，金融资产定价就缺乏基本依据，金融深化也就受到抑制。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经济总量很大，经济活动中的交易频率很高，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商品劳务等的时空错位配置需求大增，要求金融这一“经济血管”更发达、更顺畅。经济发展要求推进金融深化，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又是与金融深化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金融中心建设需要金融深化、包括金融体系国际化作为基础条件；另一方面，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及建设路径又是金融深化的效应体现。从此意义上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金融深化的重要节点。 　　金融市场有效性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功能体现 　　金融市场是交易存量金融资产的市场，包括货币市场（短期）和资本市场（长期）。在现代经济中，有效的金融市场对确保充足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促进“剩余经济单位”与“短缺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易；二是为金融资产的交易提供流动性。在金融市场中，假设信用风险既定，市场均衡利率反映了所有经济主体根据风险偏好和效用偏好而产生的交易行为。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资产的交易平台，大量国际金融资产的自由交易，实现了金融流的跨时空流动，国际金融资产的价格得以确定。在均衡状态，国际金融资产的边际收益相等，均衡价格（利率）形成，经济中的储蓄得到有效配置。金融资产价格发现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功能，也是金融市场有效性的评价标志。 　　中国金融市场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高额的储蓄（包括外汇储备）还不能有效转为资本形成，而需要8000多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截至2008年末）来弥补投资缺口。影响资本形成（储蓄转为实际投资）的一个基本环节是金融市场的效率，有效的金融市场将经济中的储蓄有效地配置给进行投资的经济主体，以实现充足的资本形成。另外，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单一性、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投资的屡屡失利，都是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体制欠发达的后果。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金融体制发展健全的需要。要通过建设比较发达的多功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机构和业务体系建设，稳步推进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完善金融服务设施和布局规划，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健全金融法制，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形成有效金融市场，发挥聚集效应，使上海成为大宗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定价的金融中心。 　　多层次资本市场构造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路径 　　就经济整体而言，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将资产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使用上，可以引致更大的资本形成、更高的产出水平和消费水平。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仍显滞后，尤其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体系不健全，致使融资渠道狭小，资本的流动和配置受阻，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相对比例失衡，风险高度集中在银行系统，致使金融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对外开放需要中央统筹决策，上海不可能单一突进。因此从操作层面考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近期切入口是构造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适度发展多种场外交易市场，如产权交易市场、信托融资市场、柜台交易（OTC）系统、期货交易市场、中小企业股权融资市场（如英国的OFEX）等。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构造，可为国际国内金融资产、股权资本提供交易平台，加强资本资产的流动性，同时这也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教授） [全文]

新民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民网·独家报道】27日，在第七届国际金融中心研讨会暨2009中国金融人才战略高峰论坛上，上海市银监局副局长张光平在谈到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时表示，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设计、产品定价、风险管控方面的能力较低，“必须把我们该补的课都补上”。 　　张光平指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除了政府支持外，各个中心的竞争实力才是中心潜能的最主要基础，真正的竞争能力提升要体现在产品和服务能力上。 　　对于“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做过了头”的言论，张光平认为，中国的金融创新并不是鼓励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我们连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启动，没有做到位，”而真正要体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国际市场上常有的产品我们要有，流动性也要有，在产品丰富、市场健全的同时，还要把产品做活。 　　国内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产品从无到有，慢慢健全，“但06、07年，没有一个产品达到国际市场0.1%的份额。最近几年，我们新产品做得最活跃的是银行业理财产品，国内银行理财产品80%是储蓄存款、储蓄变形，而外资银行80%以上是挂钩产品，原因在于我们的产品设计、产品定价、风险管控跟不上。”张光平称，如果还不下功夫的话，再过三五年，我们还是在用外资机构设计的产品。 　　据上海银监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海各商业银行全年实现账面利润738.85亿元，同比增长37.85%。从近年情况看，存贷款等传统生息业务收入依然是各家银行的利润主要来源。虽然2008年上海市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收入对银行盈利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但中资银行仍是在传统业务中占据优势，而在创新业务中，外资银行衍生产品交易占绝对优势，外资银行衍生产品交易业务收益占全市的99.81%。 　　因此，张光平表示，“必须把我们该补的课都补上，业务创新、风险管控的课程都要补，全部的课补上了，也不一定会在国际市场上赚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凭侥幸是不可能的，再过十年，上海在国际市场外币产品方面仍起不到主导作用，但人民币产品不能再等十年，上海必须成为各类人民币传统产品和新型产品的中心。” 　　据张光平透露，上海银监局在鼓励金融创新方面努力做到“先行先试”，将在今年适当时候公布上海银行业的金融创新考核指标，“没有考核体系就做不到心中有数，要比较整个行业比去年提高了多少，机构与机构之间排位变化了多少，机构自身与去年相比提高了多少。要进一步发挥政府作用，扎实提升竞争力空间。”（新民网姜燕） 新民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文]

新民网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民网讯】本周大盘呈现沿五日均线单边上扬的走势，昨天在工行的带动下一举突破了2300点，向上创出了这次反弹的新高，接近上次反弹的高位2402点。        对于这一轮的行情，盛海认为，大盘蓝筹股本周表现比较出色，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得益于政策推动后有资金介入。第二，最近成品油涨价，对石化双雄有提振作用；上市公司的年报在本周公布较密集，工行、中国人寿等年报显示收益有所增长，所以这些权重股上涨对指数拉动贡献较大。第三，得益于财政部出台“太阳能屋顶”计划，支持新能源发展，刺激能源类板块涨势良好。第四，25日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使上海本地股得到大幅提振。        盛海指出，从近期经济数据来看，上海的外贸、工业增加值等都为负增长，在长三角地区中已经落后，所以为上海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成为当务之急。此次国务院通过上海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绝不亚于当初浦东开发开放的力度，将给上海经济带来新一轮的腾飞。受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影响，加之上海世博、迪斯尼板块的启动，上海本地板块值得长期关注。由于此次指导意见中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定位比较明朗，港口、物流个股涨势凌厉。上港集团（600018）昨天、今天均封在涨停板；海博股份（600708）昨天开盘涨停，今天收在高位，这类个股带动本地版块联袂上涨。（新民网陈书玥）   新民网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民网】特别提示：股市有风险，请谨慎抉择。新民网所刊证券信息并不构成投资依据 [全文]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克科，今天是2009年3月27日。  　　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会议指出，至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维，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嘉宾简介 　　陈维，研究员，1956年4月3日出生于上海，1983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分校（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政治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1997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分获经济学硕士与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上海经济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学）大都市经济研究。主要学术成果：《制度的成本约束功能——对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分析》（专著）、《交易活动与经济关系演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合著）等；论文《从潜能挖掘到制度创新——中国经济改革特点及问题分析》（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国内若干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魅力培育及其比较》等。        [全文]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系列评论1 　　 作者：易宪容 　　【编者按】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对上海来说是一个新世纪发展的重大政策机遇。从今天起，本报评论版将陆续推出系列评论，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相关问题作出分析和解读。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会议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对上海来说，这个自然是鼓舞人心的消息。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国家政策上的优势让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能够聚集全国的力量来发展上海，并让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仅仅这点是不够的，因为一些地方仅是希望政府政策的方式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来聚集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那么这不仅无法让有效的金融中心建立起来，也无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必备前提条件 　　在此，我们先得对什么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是如何形成的？判断一个金融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只有对这些问题一一梳理，那么我们才能对目前这种现象做一个清楚的解释。 　　一般来说，金融中心是一个特定城市或地区各类金融机构聚集的市场。它本质上承担的是金融中介功能，但这种中介功能又不同于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它主是为金融机构提供集中交易和清算的场所。而国际金融中心则是指有众多的外国投资者通过这个城市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积极、活跃地从事各种金融交易活动。而刘明康则认为，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四个基本条件：创造一个国际通用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拥有一个对内、对外都十分开放的和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拥有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有一个能够凝聚和聚集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机制。而任志刚则认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能单纯看数字，比如多少个机构或者是中介机构，而是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更多的国际金融服务需求，即有没有更多国际投资者便利地进入这个城市进行各种各样金融交易。 　　而且从金融交易的一般特性来说，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包括：一是金融交易的完整性。因为任何金融资产都包括了当前价格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任何一次金融交易，在完成交易的瞬间都会影响资产的价格与风险。完整的金融交易不仅要表现当前标的物的价格，而且也要表现在当前价格水平上对该资产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因此，金融交易完整性包括了金融产品、期货交易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二是金融交易的便利性。即金融市场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各种交易工具，以方便投资者购买资产及规避风险。三是交易的透明性。因为金融资产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及金融持有人对其资产保值增值缺乏应该的知识及信息。因此，交易的透明性才能保证金融交易的公平公正。 [[page]] 　　 上海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 　　正因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一般性及前提条件，我们来考查任何国际金融中心出现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人为的结果，而且这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往往是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全球金融资产呈现非均衡分布(2006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英国总共占了全球金融资产的73%，而此外的地区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仅27%)，但在全球金融资产迅速增长的份额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则越来越大。比如，在过去的10年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增长速度一倍以上。其中，中国金融资产的增长贡献率占到新兴市场国家的1／2，其规模达到8.1万亿美元，约占新兴市场国家总额的1／3。因此，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交易需求，也可以引发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布局一次重大的调整。比如香港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 　　可以看到，2007年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除了伦敦、纽约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之外，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也遥遥领先于其他老牌的欧洲城市，而上海与北京也分别获得较前排名(分别为第24、36名)。不仅说明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所导致国际金融中心新格局，也说明了全球金融资产分布开始向亚洲地区转移。不过，除中国香港与新加坡之外，国内各城市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远。 　　因为，比如上海，无论是从历史的辉煌性，还是从中国近年的经济实力来看，这些都为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内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例如，上海金融市场体系日益完善，基本形成了一个由股票、债券、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险等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其中金融期货正在准备上市交易；金融机构进一步集聚，成为国内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集聚地；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加快，成为中国金融产品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 　　但是，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要求仍然相差很大。因为，从GFCI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14项指标来看，比如训练有素的专业技术人员、监管环境、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容易度、基础设施、客户的可获得性、公平公正的商业环境、政府回应、企业税制、运营成本、专业服务供应商的获取、生活质量、文化和语言、商业楼宇的质量及供应、个人税制等，上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很大。 　　一般来说，上海不仅具有地理和交通优势，具体辉煌的金融历史以及金融文化的环境，具有良好实体经济为支撑，因此，上海要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但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出现与摧毁，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要大得多。首先，在中国资本项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国内外的资金要自由流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资金无法自由流动，那么国内外的资金要自由聚集是不可能。如果说，连资金的自由流动都不可能，特别是国外资金要自由流动不可能，那么目前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那只能是未来资本项完全开放后事情。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并非是如何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而是如何形成全国的金融中心或人民币的金融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与交易的中心。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上海金融中心的定位。 　　其次，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比如，上海市政府负责人特别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除了在规划上、政策上、服务上要遵循国际惯例提供相应支持外，在人文环境上要加快与纽约曼哈顿、中国香港中环等功能核心区的交流工作、推动信息环境、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完善与创新。 [[page]] 　　 上海如何建立国际金融中心 　　可以说，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从中国股市发展来看，目前股市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在于政府对微观行为干预过多的结果。如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仍然要政府来主导，那么这个市场的发育一定会渗透更多政府的因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不可避免。 　　当然，现代市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支持，但政府的作用仅是在市场制度规则设立、产权制度保护、市场合约保证履行及保护投资者财富不受到掠夺上，即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建立市场秩序上，而不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上。比如，在GFCI指标中，关于商业环境指标体系中就有经济自由度、透明指数、腐败指数等，在这些指数测算中，上海之所以得分很低，就在于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过多。 　　也正因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更多地希望政府政策来主导，不仅会造成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而且也会造成国内各城市通过各种关系来争取中央的金融政策资源。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初期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的政策资源对当地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那时，全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计划经济限制下，任何市场经济政策都是一种利益。这样谁获得政策谁就获得一份利，就容易通过这种市场政策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当前许多地方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早就深入人心，整个国家经济运动的机制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主导。因此，政府市场政策的效应也自然减弱，甚至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这种市场经济政策的效应基本上不大。因为，当一种政策在一个地方试行，然后立即在全国推广之后，这样政策效应效果就十分小。 　　目前，为什么全国有那么多城市都建立以金融为主导的城市？为什么全国许多城市都想建立金融中心？问题就在于各个城市都希望如何来获得这种金融市场的政策效应。实际上，在目前统一的国内金融市场，如果各个城市都希望政府的政策支持建立金融中心，那么实际上各个城市都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要放弃政府主导的这种定位，要求只是中央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步伐，减少对国内金融市场干预，并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能够在市场中确立。 　　比如说，2008年北京市也认为要确立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就说，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是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或中国资本项全面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提高。但是，北京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行为等基本上都是政府聚集资源的结果。而北京要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就得对金融市场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就得对政府聚集金融资源权力不断地弱化。试想，如果政府对金融资源聚集权力完全弱化，那么北京国际金融中心从何而来。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不可走政府为主导之路，而且借助于上海金融历史与文化、上海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上海的实体经济支撑等在激烈竞争的竞争中形成。上海市政府要做的仅是为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确立创造制度环境。 　　还有，当前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表现在人才资源缺乏及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不足上。对于前者，从数量上来说，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35万，上海则不足20万。而且上海金融人才缺乏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表现在质量上不足。比如合适岗位需求的金融从业人员缺乏，如金融从业人员高学历化、中坚力量的流失引起金融员工的低化龄、市场人才流动的无序与恶性竞争、中资金融机构成为外资金融机构的人才“培训基地”等。 　　更为严重的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缺乏。大家都知道，金融市场交易的是信用，是给信用的风险定价。但是，就目前国内的金融市场来说，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主导，那自然整个市场的信用要政府来担保。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的情况下，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定价机制，无法确立金融市场公平公正交易平台，更无法建立起一套公平公正独立的第三方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建立起来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上海既要借助于政府政策的作用，更重要是要如何从市场本身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从市场的内在机制入手，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确定的关键，而这点是不可能仅是依靠政府的政策来确立的。 　　总之，确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国家经济发展一项重大战略，但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同样是一个市场自然演进的过程而不是完全由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否则以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中心即使出现也是起不到真正有效配置国内外金融资源的作用。(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全文]

新民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接受《新民商业访谈》专访 　　【新民网•独家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２５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首次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纵观全球经济局势，欧美经济大幅下滑，各国金融中心有不同的诉求。G20伦敦会议召开在即，美国希望维持美元坚挺地位，欧盟要出台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文件，国务院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此举是否有其长远的意义？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3月26日下午接受新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要圆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还有待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配套政策，这方面，上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项兵指出，无可置疑，中国应该在全球金融体系方面有更大的声音更多的参与。一个国家的三大能力中，企业能力、金融能力、军事能力，对国家经济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珠三角是企业挣钱的能力，金融这一块我们确实有更大的梦想，上海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虽然国内市场是巨大的，但是还有很多挑战。比如说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的问题、信息自由流动的问题、法律体系的全球无缝对接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国家出台一系列重大配套政策，使得上海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梦想成为现实。（新民网陈书玥）     新民网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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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克科，今天是2009年3月26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  　　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朱道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物流研究院院长 　　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我国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破上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促进上海率先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继续发挥上海在全国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的必然选择。 　　中央政府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支持力度不断加大。1996年1月，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及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正式对外宣布：要建设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从此，航运中心建设成为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基本功能，成为推动上海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2008年7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调研时指出，“要紧紧围绕建成东北亚国际枢纽港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着力打造航运服务资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以业界公认世界主要国际航运中心，如以腹地货物集散服务为主的鹿特丹和纽约等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以中转为主的新加坡中转型国际航运中心、以市场交易和提供航运服务为主的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能够从一般意义上的港口城市向国际航运中心发展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拥有航运业及相关产业集群，国际航运要素市场及航运交易功能发达；高效的口岸服务环境、良好的法律环境、宽松的融资环境、完善的自由港政策、自由的货币政策、优惠的船舶登记政策、合适的政府监管模式等政府为其创造的良好支持保障体系；都是（或曾经是）随着国际制造业中心的转移而位于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范围内的世界级深水良港；完善便捷的综合集疏运体系等。 　　中国经济改革和巨大市场使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不断发展的国际采购与国际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物流需求，上海港因其发达的腹地经济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国际物流的重要节点和门户。自中央确立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如洋山国际深水港、宁波-舟山港及长江口深水航道整治等取得重大进展；依托上海航交所，航运要素不断集聚；区域大通关改革不断扩展和持续深入，口岸电子平台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港口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等等，为国际航运中心下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该意见提出了从优化现代航运集疏体系，实现多种运输方式一体化发展；整合长三角港口资源，完善航运服务布局；探索建立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区，积极稳妥发展航运金融服务和多种融资方式，促进和规范邮轮产业发展等方面，把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事实上，资源综合配置型国际航运中心在对资源配置与利用中，同样可以将以国际航运业为核心服务的其他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与综合利用，有效利用港口城市现有技术资源或技术育成资源，以创新与整合等技术手段，为港口、航道、船舶、货运等技术提供创新与实用化服务。对咨询、教育、商贸、旅游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海事、保险、信息咨询、港口旅游业、商品展示与贸易业等第三产业，形成国际劳务市场、海员培训教育、海运期货交易等国际航运服务产业，直接为国际航运中心服务。因此，国际航运中心城市功能已不再是一般港口城市功能，而是围绕航运展开的全功能中心城市。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上海港发展的实际，我们的研究认为，除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法制环境建设外，还应重点关注如下重大关键问题的研究：港口海向陆向腹地拓展问题；港口与腹地高效便捷综合物流通道建设问题；集聚航运要素形成完整航运服务产业链问题；促进航运与贸易、生产制造业、现代物流融合问题；关注航运集成服务及航运金融集成创新服务研究；重视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建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综合信息平台；以创新的角度和观点，如基于范围经济理论协调区域内其他港口的竞争与合作策略，等等。 [全文]

　　 　　高洪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昨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不仅是国家刺激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而且对于我国抓住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实现经济崛起过程中的金融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这也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是由金融创新过度和金融监管不力等因素直接导致的，但中国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步伐并不会因此而裹足不前。 　　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经济金融发展的制高点和资源定价与配置中心，一直处于全球经济和金融竞争的焦点。特别是自1990年代初之后，世界经济整体格局已发生重大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经济区）的经济迅猛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全球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的平均水平显著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托实体经济建立金融中心以争取金融话语权的意向显著增强。国际金融中心虽然在结果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现象,但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则还广泛地涉及到国际政治关系、综合国力对比、经济和法律制度、历史与地理因素等众多领域。上海以其独特的综合优势，一向被认为最有希望成长为亚太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两大全球性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一直在努力强化其原有的竞争优势。当时金融中心竞争的主要趋势是：由股票、债券及各类金融衍生品等所构成的资本市场在金融中心的竞争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全球金融运行的规则和标准逐渐明确和统一；在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以及金融工具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长等基本因素的作用下，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向最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和向交易者提供尽可能高的流动性的方向发展，这种协同作用使得金融中心在较大的程度摆脱了其所在国或经济区本身经济和金融规模的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集聚金融资源。 　　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似乎从基本趋势上阻止了这一步伐。人们开始在各个层面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反思。但无论如何，除了世界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等相关因素外，基础性的次级抵押贷款创新及其不受约束的大规模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和监管不力难辞其咎。尽管危机过后美国可能具有较强的经济恢复能力，但危机对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金融体系必将造成重创，从长远看，还将会打击美元及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并在实质上弱化其软实力。另据预测，欧元区经济在本次危机中也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局面。不过从全球经济未来总的发展趋势看，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但可以预见的是，由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决定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在危机过后并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上述总体背景，也正是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背景，而且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在政策上为上海“两个中心”建设“松绑”应具有战略意义。这次中央给予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一揽子政策措施，允许上海先行开展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等方面的改革和创新，涉及到信贷、股票、债券、期货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市场和工具的探索和创新，具有很强的配套性和系统性。显然，这是自1992年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被确立为国家战略和2005年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又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推进上海国际金融建设的战略举措。 　　世界经济史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崛起，不在于按部就班地解决问题，而在于抓住机遇。上海应善于把握这次全球性历史机遇，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为基本支撑，在优势叠加条件下，乘势而上推进作为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对于发挥上海的比较优势和示范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内需的逐步提升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日趋完善，大量优质的国际资本有望流入中国，中国的资本也需要借助强大的金融中心向外投资，上海完全有实力和能力发挥功能性和全球性金融中心的作用。那时，中国不仅会拥有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也会出现一个支撑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开放式的金融体系。但在加快推进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并需时刻审慎地加强金融监管是两大基本点，也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得到的两个重要教训和启示。 [全文]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全球金融大海啸带给中国经济的一大反思就是：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由于现阶段无论是个人的收入能力还是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定位方式，都无法通过现有内需能量来支撑企业日益膨胀的产能，中国的财富先天就带有汇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缺陷，只不过政府以稳定的汇率和结售汇制度的方式承担了大部分的汇率风险。当美联储启动印钞机购买美国国债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挽救美国金融危机的救市成本将会让中国这个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债权国有所承担。于是，如何管理好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就成为一个严峻的挑战。 　　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向海内外释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伟目标和胆略将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打开财富管理困境，并迅速成为和制造大国相媲美的金融强国。 　　今天，在周边市场外需乏力的困境中，我们意识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学生的创业、中小企业家的商业开拓无法在一个缺乏规避风险和分散风险的环境中完成。美国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中建立了品牌、建立了专利和经济运行的标准，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它的金融创新能力。只不过“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创新能力偏离实体经济支撑的巨大缺陷，但我们无法否认美国实体经济面的核心竞争力依然是它对冲风险的杀手锏。中国财富的积累已经让我们具备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条件，但我们的金融创新能力尚无法胜任这样的历史使命。这也是需要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以此来推动创造中国品牌和中国标准的新型企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户，从里面既能看到中国经济利用世界舞台发展壮大，也能看到危机所带来的巨大挑战。从已有的产业模式中去挖掘利润降低成本的那种被动应对危机的方法，效果会越来越有限。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寻找新的增长点，先声夺人，开辟中国经济自身所拥有的一片新的发展天地。 　　事实上，截止到2008年12月底，上海已有外资法人银行17家、法人银行分行和保留分行31家，单一分行33家，支行64家。而且，2008年上海外资法人银行资产、贷款、存款和利润四项指标增幅分别高于全国外资银行增幅7.28、4.25、2.96和16.85个百分点。四项指标分别占全国外资银行的63.06%、60.95%、78.34%和63.44%。这些都表明，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步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选择。 　　当然，面临的挑战并不少： 　　首先，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没有到位、外贸产业的发展还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要素价格体系（利率和汇率等）、结售汇体系以及外资管理体系的情况下，如何吸引大批的海外投资机构和企业参与到人民币投融资和贸易结算的行列中，现有的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如何提升自己管理国际金融业务的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将是待解的难题。追求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运作形式上的“貌似”并不困难，但关键是遇到外部冲击时，能否有掌控风险保持收益的“神似”，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至少，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监管制度的建立、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以及一流人才的集聚方面，都要追求国际金融中心所必需要发挥的六大基本功能——金融产品的价格发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保障、社会全体的风险分散、金融市场参与者挖掘和披露真实的信息、金融体系对投融资双方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金融活动所带来的价值创造的能力。绝不能在“先行先试”的保护伞下，钻制度的漏洞以牺牲大众投资者和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取自己的暴利。所以，政府部门要鼓励制度、技术和产品创新，对所出现的问题要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解决操作上的问题，不能一出问题就打退堂鼓。面对问题，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是需要付出的学费，欧美在金融创新的历史上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波折，结果是在危机过后金融创新能力反而变得越来越强。 　　第二，金融中心的建设和推进会带来集聚效应，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上海的商务成本，如果不能及时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全有可能出现其他金融中心发展中也经历过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所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配套发展既反映了上海产业的比较优势，也反映了国家对上海健康平衡发展的长远战略。具体而言，上海应该通过大力发展船舶融资、海上保险、国际结算、资金管理、外汇交易和中介服务等，来谋求上海整个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升级和转型。 　　第三，上海最短缺的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要的软实力。它体现在行政部门的高效有序的服务意识上，也体现在全体参与者对金融中心建设的认同感上，更反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对金融业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形影不离的金融风险的正确理解和包容的良好心态上。没有这些方面的逐步改善，上海金融中心建设就将停留在一个形象工程的水平上，它无法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打造出一大批一流的、能创造出中国品牌的企业家，也无法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服务提升我们金融体系整体管理财富的能力，更无法让国民真正享受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改善生活质量的便利性和财富效应的好处。 [全文]

　　李小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海商法海洋法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上有很多国际航运中心，其基本模式主要是三种：第一，以市场交易和提供航运服务为主，如伦敦国际航运中心；第二，以腹地货物集散服务为主，即腹地型的国际航运中心，如鹿特丹国际航运中心和纽约国际航运中心；第三，以中转为主，即中转型的国际航运中心，如中国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新加坡国际航运中心。 　　未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定位应该兼采三者之长，重点发展综合航运服务，特别是高端航运服务。过分强调基础设施的世界第一及货物吞吐量的规模及数量第一,而不考虑经济附加值，不考虑对环保交通带来的压力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应当考虑到与其他几个中心的联动。普遍认为，上海应通过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改善上海的进出口贸易环境，使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功能辐射整个长三角城市群，有力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建设。因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是，能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力等资源，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链，从而带动国际经济中心的建设。与此同时，也带动融资、结算、汇兑、保险、航运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及金融创新活动，通过上述金融服务和金融创新的累积、提高，能够促进国际间资本、资金的合理有序流动，最终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 　　上海航运中心未必就是纯粹的航运产业积聚中心，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第三代港口市场和挑战》报告中强调指出：“贸易港口作为海运转为其他运输方式（陆运、空运或内河航运）的必要过渡点的作用逐渐减弱，作为组织外贸的战略要点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综合运输链当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是有关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支柱……是国家贸易的后勤总站”。上海应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大前提下，确定若干个航运中心功能建设的项目，以此为突破口，带动航运服务业的起步与发展。上海港更应重点发挥航运服务与资源配置的作用，在与长三角其他港口的良性竞争中错位发展，在发展高端航运金融服务、航运法律服务、物流服务，吸引和汇聚资金流、人才流和信息流、航运中介组织和航运服务企业方面做出表率。 　　伦敦至今能保持全球顶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其一是因为汇聚了全球航运服务业。2004年伦敦航运及航运服务业带来的利润甚至为鹿特丹港的1.28倍。2000年伦敦航运融资放贷总额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0％；航运保险费收入32亿英镑，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9％；航运仲裁年案值4亿美元，航运经济交易金额340亿美元，约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0％；航运就业人数达14000人。其二，伦敦航运业的发展催生了与航运相关的金融、保险、法律、交易、中介服务、信息指数、行业组织等航运服务业。各种海事协会、保赔协会纷纷在伦敦落户，促进了伦敦海事法律体系的完善。其三，伦敦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在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伦敦控制了全球船舶融资市场的18%，油轮租赁业务的50%，散货租赁业务的40%和船舶保险业务的23%。此外，全球67%的船东保赔协会保费基本也都集中于伦敦。伦敦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吸引了大批外资银行并吸引了相关海运基金在伦敦上市。此外，伦敦还拥有精通业务的专业人才、灵活稳定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宽松适当的监管机制。 　　上海如何吸引航运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如何吸引相关服务业？创新性的外资政策和金融政策、稳定的航运法制环境和宽松的人才环境是不可或缺的。在确立航运竞争规则，建立有序航运市场体系方面，上海可以率先试点，致力于按国际惯例办事，在港口经营、口岸收费等方面制定相关规则，结合我国《反垄断法》制定相应的航运市场竞争规则，以推动全国的航运立法。在航运扶持政策方面，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府融资担保、减免航运企业和航运人才的所得税等政策来促进航运业的发展。在航运金融服务方面，北外滩和浦东可以有所分工与侧重，北外滩可以发挥其传统优势，大力发展船舶注册与买卖、航运交易、海事保险、航运组织、工程或技术咨询；而浦东本来的发展目标就是以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和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因此，陆家嘴地区可以成为全国金融机构、金融资金、金融人才集聚的核心区，金融创新、金融标准制定、金融生态环境的先行区。在航运投融资方面、促进港口资产证券化方面都可以先行改革与试点。 　　在法制化、国际化上下工夫，更应注意航运中心与其他几个中心的联动作用，发挥好航运中心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要大力发展航运金融和其他航运高端服务，在人才引进与管理方面有创新举措，为复合型航运贸易金融法律人才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全文]

　　周伟林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环境中，如何不失时机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是挑战我们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大考。也许最终答案无人知晓，因为其中隐藏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国家关于推进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的批复，透露出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的一个新讯息，在全局上有着不能忽视的若干要点： 　　第一，对全球化需要重新认识，它是双向的运动。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接下去怎么样才能做到与世界各国长期合作共赢？要正确看待中国经济软实力提升的诉求，积极参与世界的对话，争取正当的权益，谋求新的利益格局演化。第二，我们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率高居前列，然而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怎样才能转型？怎样变得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考虑“世界工厂”的功能怎样与提高“内需”相一致？今天尚存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发展和开拓国内外市场来解决。其中的国内市场，跟过去靠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来发展的办法很不一样，需要花力气去建立“统一大市场”。为此，第四，就要求在制度上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改革创新。系统的改革必须提出来并切实加以实施，包括政府、金融、财政、人力资源、教育、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 　　因此，推进两个中心建设正当其时。众所周知，当今世界金融服务活动的空间布局，有高度集中化的特点。比如，英国的金融活动集中于英格兰南部尤其是伦敦，那里不仅是全世界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引人注目的国际性金融部门的总部集中地，包括世界级的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以及管理服务部门的支持性基础设施。很自然地，伦敦如同强有力的磁铁一般，其支配力延伸到了英国的各金融部门。伦敦至今仍是世界上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区，2001年占据世界20%的跨国银行贷款、52%的外国证劵交易量、31%的外汇交易。因此，伦敦是资本营运的主要中心，它通过国际银行网络以及欧洲市场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连接。相对而言，纽约可称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接受地，是旨在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与生产创新的中心；东京的金融系统更多地表现为国内主导。 　　推进两个中心建设固然是从全球化的需要出发，可是其基础则要扎扎实实地落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之上。与上述三个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较，上海欲成为新的跨国界金融和航运中心，作为集聚大量商务活动的网络枢纽，一方面需要加强与全球经济交易活动（金融、投资、物流及服务贸易）相连接，另一方面需要向城市群地区和腹地市场延伸。当然，重要的是要理解，有哪些与区域乃至全球经济有关的活动已经在这座城市里发生？那里有些什么样的公司（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集聚了什么样的一类人在活动？又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和创新在进行？在哪些方面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产生了影响力？ 　　必须指出，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改革创新。改革将在根本上有利于释放市场主体的创造性潜能，形成区域经济的活力，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而自主创新意味着，要通过认识或发现新的、更好的竞争方式并将其引入市场来创造竞争优势，意味着市场总体利益的增加，以创新和集聚来扭转劣势。这不简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技术过程，既包括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创新，也包括了国家以及区域的制度创新。归根结底，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和发展是一国自己的选择，创新的成败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如果我们选择了有利于生产力成长的法律、制度、政策，比如升级所有国民的能力，对各种专业化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等等，我们就选择了繁荣和发展。 　　相关阅读： 　　 人民日报评论员：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 　　 文汇报评论员：实现“四个确保”的重要契机 　　 解放日报评论员：肩负光荣责任抓住难得机遇 　　 鲁宁：憧憬两个中心成就20年后新上海 　　 李小年：上海向其他国际航运中心学什么 　　 孙立坚：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将为中国财富保驾护航 　　 高洪民：中国金融崛起正面临全球性历史机遇 　　 朱道立：构筑综合物流通道打造航运集成服务链 　　 一财：以改革开放创新推进“两个中心”建设 　　 中国证券报：打造中国金融的“桥头堡”    [全文]

　　这是新民网的新闻播客节目，本节目在中国上海制作，您可登陆podcast.xinmin.cn下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董克科，今天是2009年3月26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决定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  　　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上海经济年鉴主编张兆安研究员，进行评述。（详细内容，请收听音频）   　　 嘉宾 简介 　　张兆安，上海市政协委员，现任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主任、上海经济年鉴社执行副主席（主持工作），经济学博士，研究员。自1983年起至2000年，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农村经济、工业经济、区域经济以及企业管理研究，目前专注于经济研究、决策咨询和新闻出版工作，涉及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多个领域，撰写了专著（合著）、译著多部和数十篇研究报告，近年来还在境内外发表了百余篇论文与文章，获得了十余项奖项，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新民网声明：评论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证实或赞成其描述   [全文]

新民网原创报道转载请注明出处  2月27日，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教授大卫·威斯布鲁克（DavidA.Westbrook）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新民网龙云卿摄 　　【新民网·独家报道】2月27日，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教授大卫·威斯布鲁克（DavidA.Westbrook）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洲有上海这样一个致力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非常重要，他非常支持上海的这一发展目标。同时，威斯布鲁克还建议，中国制造企业及公司应该更多地关注内需。 　　当天下午，威斯布鲁克在由中欧陆家嘴金融研究院与美国驻沪总领馆联合举办的金融家沙龙上发表了关于资本市场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谈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致力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威斯布鲁克说，“上海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蓬勃发展，从中长期来看，亚洲有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非常重要”，他“非常支持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金融对于任何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威斯布鲁克也表示，希望这一轮的经济下行不会持续太久太沉重。 　　由于目前很多国家都在提倡买本国货以示爱国，中国众多外向型企业也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问题，对此，威斯布鲁克认为，中国的制造企业及中国公司应该更加关注内需，“从这点来说，美国经济体对于出口的依赖度则比中国低很多”。 　　24日，威斯布鲁克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举办的全球金融危机媒体讨论会上表示，金融危机已经从一次市场正常操作的崩坏变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美国正向着“国有化”道路迈进。 　　威斯布鲁克199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法学院。其研究领域包括公司法、国际法、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及一些国际问题。此外，他目前还担任美国国务院金融危机话题演讲者。（新民网龙云卿） 新民网原创报道转载请注明出处 [全文]

　　在上海市政府公布的2009年22项重点工作中，“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被放在了突出位置。近日，第一部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性法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也被正式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标志着，上海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将义不容辞地继续肩负起中国经济转型和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重任。 　　所谓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全球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枢纽，只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不变，那么，上海最需要去努力改善的就是提供全球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服务。 　　首先，金融资源配置就是“投资”未来，保持财富的增长，其中就含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于是分担由此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从风险管理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风险分担能力较强的金融机构的健全发展，就变得至关重要。可喜的是，上海正在强化这方面的建设。 　　其次，仅仅提供上述避险的机制和工具还是无法完全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金融的网络效应，拓展和深化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也是减少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比如，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等等都是增加国际金融中心流动性的有效战略。最近，长三角经济区被国家批准能够开展国际贸易结算业务，这必将会活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业务和推动其迅速地发展。 　　第三，因为参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各个主体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各个部门各尽所能才能得到多赢。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的效率会变得很低和很不公平。美国次贷危机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金融活动中十分严重和普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关于各个经济主体部门适度的透明性也是保障国际金融中心集聚效应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每年央行所作的上海金融稳定报告，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第四，近年来，金融资源配置的复杂性和有效配置所需要的资源能量越来越超过非专业的消费者个人所能掌控的范畴，在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区和国家中，机构投资者空前活跃既带来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导致了某些金融市场的危机和迅速衰败，其原因就在于委托代理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机构投资者为了个人或局部的利益去牺牲他人和别国的经济稳定，东南亚危机的案例和当前全球的金融大海啸事件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设计一套完整的金融合约体系和可以信赖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是保证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不会因为扭曲而破坏国际金融中心持续稳定地发展的重要基础。上海目前正在大力度引进的海内外优秀人才，正是出于通过他们来制定出一套合乎世界标准的制度和法规体系，以此来改善上海金融生态环境的长远考虑。 　　第五，人们依赖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目的之一可能是它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为他们创造财富提供机会和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对人民币有效地发挥财富功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民币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人民币作为世界的主导货币，必将成为市场的理性选择，由此消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管怎样，人民币国际化或人民币是否能成为“亚元”，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能否担当得起一个国际货币所应承担的“货币三大基本功能”：即交易和支付功能、储备和流动性功能以及投机和财富功能。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作为努力目标，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去实现全球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所需要的“金融体系的六大基本功能”：即“价格发现功能、风险分担功能、流动性保障功能、信息生产功能、公司治理功能以及价值创造功能”。为此，我们要逐步去创造一个完善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它是由一流的金融人才、金融创新和金融文化三大元素所构成的“软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紧迫，意义也更为重大。（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