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一张军事地图
因为工作关系,秦鸿钧有一次亲自到解放区去了一段时间。回上海时,领导上交给他一张军事地图,要他回上海后交给上海地下党领导。
秦鸿钧从解放区返回上海时,扮作一名猪贩子。他把地图藏在外面穿的短夹衣里,乘上运猪的船,便启程返回上海,船行到半途忽然遇上了海盗。海盗拦住了运猪船,不仅把生猪全部赶上海盗船,还要对运猪船上的每个人进行搜身。船主跪了下来央求他们,海盗们还不答应。情况十分紧急,搜身搜钱事小,万一搜出藏在外衣里的军事地图事情就大了。此时秦鸿钧走前一步,和和气气地对海盗说:“咱们都是穷人,都是在外面混饭吃,我看天气这么冷,你们身上穿得还这么单薄。这样吧,我把我身上里面穿的小棉袄和毛线裤脱下来给你们,你们穿着也可以暖和一些。”一面说一面便脱下外面的那件夹衣,又脱下里面的小棉袄和毛裤递给海盗。可能天气也确实冷,而海盗身上穿的确实也很单薄,他们接过衣服就穿上了,再也没有对船上的人逐个搜身,只运走了一批生猪,便离开了船。秦鸿钧的这一招,有惊无险地保存下了军事地图,完整地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
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还受到了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将军的嘉奖呢。
十二、咱们都是一样的穷人嘛
有一次,我们的孩子发烧了,而我却不得不按时去学校上课,只能让他独自在家里休息。
放学后,我急急忙忙赶回家,走到新新街口,看到一个青年摆摊卖的水果很新鲜,我想买一个苹果回家给孩子吃,挑了一个又大又红的果子想买下来,那青年开了个价,我暗暗摸一下口袋,钱可不多了,便狠狠还了个价,那青年不肯,我也只能走了。走了没几步,那青年喊了:“回来,卖给你!”我以为他真卖了,便折了回去,谁知那青年当面奚落我:“我看你的样子也买不起!”我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转身便回家了。回到家里,秦鸿钧看我气虎虎的,便问什么事,我将经过告诉他,他要我带他去那个摊子。到了摊主面前,秦鸿钧和和气气地对那青年说:“这话是你说的吗?你说她吃不起,我看你守着这么多苹果,你也不舍得吃一个呀,咱们都是穷人,你做小生意,想要赚些钱,对顾客要和气些,才能赚些钱。不然你卖不出去,不是要赔本吗?”说得这个青年摊主红着脸,挠挠自己的头,很难为情的样子。回到家里,我对秦鸿钧说:我让你替我出口气,你却对他这么客气,轻描淡写地说几句就算了。鸿钧说“怎么,得把他打几下,你才算出气吗?但这对他不能解决问题,得教育他,使他知道做生意的道理,这才更好!”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十三、决不能让这种人住进来
新新里这幢二层楼的房子是我们出钱顶下来的,我们自己住楼上,楼下转租给一名罗姓房客。后来他搬出去了,却利用这间屋子设了一个“一贯道”道坛,请了一个老太住在灶间为他看道坛。我对鸿钧说:“我们房子出租给他是用作居住的,怎能让他开反动会道门?”鸿钧说:“这样做对我们有利,一则我经常半夜三更从搁楼上下来,可能有点声音,楼下没有住户,对我们更有利。另外,查户口的来了,以为这道坛是我们开的,这样会更安全些。”我听他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吭声。过了一段时间,鸿钧对我说:“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你去加入他们的一贯道好吗?”我严肃地回答说:“我是教师,我决不参加这样的反动会道门组织。”他说:“你看,罗家经常来劝我入道,打乱了我的生活安排,可还得应付他们,你如果入道了,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了。另外,现在晚上来烧香的人更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们,晚上在搞什么名堂。”我听他说得在理,就去加入了楼下的一贯道。从此,白天做教师,放学后去为党接送秘密文件,晚饭后就和一些道徒烧香念经。日子久了,麻烦又来了。道坛的点传师(女的)要住进来,鸿钧坚决不同意,此女人吵得很凶,鸿钧就是不答应,她临走时大骂鸿钧:你要被天打五雷轰!“后来我对鸿钧说:“她骂得太凶了,你就让她住进经堂算了。”鸿钧说:“这不行,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有文化的,又是一贯道头头,这种人坏得很,决不能让她住进来,她要是住在楼下,对咱们工作可不安全呵!”于是我就去找这个点传师打招呼,对她说:“我丈夫脾气很犟,你别生气。”后来这件事总算过去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鸿钧为了革命事业,有些事可以谦让,但有些事则一定要坚持原则。
十四、我丈夫开米店
有一段时间,我在海光小学工作,我初去时校长赵志振是一个国民党员,她的丈夫孙鸿烈是汉奸。可是海光小学的教导主任却是一位地下党员----张琼。张琼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杨开慧还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呢。学校的一切事务,都由张琼负责安排,反动校长只知收钱。当学费收来时,校长就来取钱了。那校长让我当幼儿园老师,由于我工作负责,很快取得了家长们的信任,幼儿园发展也很快,从一个班发展到两个班。学生多了,收费也多,校长很主高兴,对我便很“信任”,有时要我学钢琴,有时要我帮她干擦摆设、晒衣服之类的家务活。为了应付她,我也来者不拒,一一帮她做好。回去,我都把这些情况给鸿钧讲了,他表示这样应付很好。有一次,校长忽然问我:“你丈夫做什么的?”我马上回答说:“开米店的。”其实鸿钧只是在一家米店加了一点股份而已。校长又说:“请你丈夫打听一下,有没有人家出顶店面房子的?”我回家告诉了鸿钧,鸿钧想,这件事还得应付,正好此时米店也有点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他便装作老板的样子陪着校长夫妇去看房子。房子是看了,但不中意,此事也就作罢了,但鸿钧是“米店老板”的身份校长是深信不疑了。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名反动校长是真想租房子呢,还是对我们进行试探?
十五、人家讥笑我更好呵
1948年下半年起,电台工作越来越多,鸿钧经常是整晚连白天地工作。领导上关心他的身体,决定他不再担任任何公开的职业。于是,他就成了一个失业者,生活来源便靠我当教师的薪金。为了维持生计,每天放学后,我还去找“家庭教师”(接送文件)的活干,鸿钧在家便包揽了所有的家务,邻居有时也当着他的面,夸我能干,靠我的工资养活了一家子。鸿钧听了,也就笑笑。
一天,我外出接头回来,鸿钧已经把饭菜都准备好了,我照例坐下端起碗来就吃。这时一位邻居正抱着孩子在我家玩,她看见我端碗碗就吃,说话了:“秦先生,我看你们夫妇可是倒过来了。”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但我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担任了多么重要的工作。面对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话,我却不能解释……邻居走后,我立刻安慰鸿钧说:“瞧,人家讽刺你了,我真……”鸿钧立刻打断我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呢,人家讥笑我,说明我这个身份掩护得象,不会引地起人家怀疑,对我的工作更安全,不是更好嘛?”
十六、只要耳朵不生病就行
1948年下半年,电台使用更加频繁了,秦鸿钧几乎每晚通宵达旦地工作,有时一直要干到第二天下午。有一次我下午放学回家,到二楼一看,没人,房里什么也没有动,桌上放了一只锅,掀开锅盖一看,锅水中漂着几块炝饼,已经泡涨了。我用钥匙开了通向搁楼楼梯的门,探头一看,他正紧张地工作。只见他轻轻朝我摆摆手,说:“工作还没有完成呢。”我只得轻轻地退下,我知道这几天他几乎每天日以继夜地工作,十分紧张,常常顾不上吃饭,甚至喝水,长期下来口中长了口疮,白白的一片,连吃东西都困难。我心疼地对他说:“你的嘴烂成这样子,也不去看看医生,配点药吃。”他笑笑说:“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这里不出毛病就行”说着,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耳朵。其实,长了满嘴的口疮,怎能舒服呢,只是鸿钧实在挤不出时间去请医生诊治罢了。
十七、“你就放吧,有人问,我就往死鬼身上推”
鸿钧使用的发报机如果发生了故障,都是由他自已收集零件修理的。平时他每天完成任务后,总把全部机器收藏在他自制的煤球箱的夹层底里,外面一点也露痕迹。但是总得有一个备用的,那就是一些零件和另一架旧的收发报机。这些东西然不能同时安放在煤球箱里,就只能寄放在住对面日辉里的同乡李墨林家。李家经济比较困难,一家五口挤住在一间前客堂里。在靠墙放床的上方用木头搭了个小搁板,作为放放家中杂物之用。我家和李家历来过往比较密切,我们称李墨林为二哥。他全家生活来源就靠儿子做邮递员的工资。他们一家对我们很支持,因此鸿钧就把零件作为杂物寄放在他家的搁板上。后来他的儿子因为劳累过度生病去世了。虽然家中愈发困难了,但对我们却一如既往的十分支持。有一次,鸿钧去他家放东西,他一边踏在凳子上,一边说:“二嫂,我在你们搁板上放点东西。”二嫂回答说:“你叔,你尽管放,如果有人问,我就说是死鬼的东西。”意思是会以死去的儿子的名义来掩护我们的。鸿钧回来对我说起这事,道:“我心里很感动,这位老太太虽然不知我们的情况,但说出这样朴实的两句话,多么感人啊!”
十八、我带着小孩跟你去就是了
1949年3月17日晚上,我们被捕了。18日早上,敌人又把我带回来,目的是想诱捕其他同志。当天晚上李墨林的儿媳来到我家看看,特务凶狠地对她问长问短,想套她话,又准备带她走。她从容地对特务说:“跟你们走可以,只是要让我回去告诉我年老的公公,带带几岁的孩子,我跟你们去就是了”当她走到日辉里准备告诉老人要关门时,发现敌人盯着她,她就大大方方地说:“你们进来吧。”又给这些人倒了水。那些人查问了她一些话,觉得她不象和我们有工作关系的,也不表示要她一起走的意思了。坐了一会,特务们也没发现什么就走了。待到特务一走,李家儿媳看看周围没有人,就立刻用包袱把所有鸿钧寄存的东西包好,转移到邻居家。第二天天亮后她又去叫了她的收旧货的妹夫,假装收的旧货用担子挑到了她娘家保存了起来。就靠了这位机智勇敢的大嫂,鸿钧用过的电台等物都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十九、后人永远不会忘记
1948年10月初的一天,我在大公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是说王孝和烈士被判死刑及在刑场上牺牲的情况。王孝和在刑场上对围观的人群大声用中文、英文说:“我是冤枉的!”(这是按照党的指示说的)。敌人向他开了两枪都没有倒下,又踢了他两脚,才倒了下去。看到这段消息,我心里难受极了,一晚上都没有闭眼。鸿钧工作结束从搁楼上下来,问我怎么还没有睡,我说看到王孝和同志牺牲的消息,心里很难过,实在睡不着。他说:“干革命怎么能没有牺牲呢?你想,敌人会自己放弃政权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是值得的,后人是不会忘记的!”几天后,领导传来口信,要我们静默三分钟,以示悼念。我们便再一次默默地悼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的,后人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二十、我永远不会忘记
1949年3月17日晚,我和鸿钧同时被捕。敌人对我们严刑拷打,没有得到任何材料。开始我们被关押在敌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的临时牢房里。有几天我们俩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分别押在房间的两头。鸿钧的腿被压断了,肺部被灌了辣椒水,呛得一直咳嗽,吐出的痰都有血。因为有敌人监视,我们虽然关在一间屋里,却不能谈话。有一晚,看守我们的敌人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了,鸿钧抓住机会向我招招手,我很快爬了过去,他悄声对我说:“我可能不会回去了,你要牢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跟党继续干革命!”第二次,他找到机会又对我说:“如果你能回去,在我们睡的房间的柱子缝里藏着一张线路图,是我画的,到时候交给党,给党留个纪念。”这就是鸿钧给我的最后遗言,我永远牢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