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讲真话 ——访郑励志

　　记者：1977年2月，“两报一刊”社论才抛出“两个凡是”。11月，您就作这样的发言，而且还批驳了斯大林有关论断对许多人的误导，您没有顾虑吗？

　　郑励志：我报选题的时候，就有人好心劝说：“你不要命啦？‘文革’挨整那么厉害还不怕呀？”大家都明白，写这样的文章，很可能会被说成“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弄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可是，眼看着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生活得不到改善，我想自己参加革命的初衷不是这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利，我就说，不怕当“现行反革命”。

　　记者：中国还没有开放，您做研究、写论文的资料是怎么收集的？论文中的上万个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

　　郑励志：1962至1964年，我被借调到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世界经济教科书，那个时候读到了好多相关的资料。写论文前，我又上图书馆查。我根据美、英、德、法、日、加、比、荷等15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历史统计资料，计算他们自1871年以来百余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我在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苦干了三个月，经常通宵达旦，三更半夜，蚊子成群，只有一台“咕隆”、“咕隆”响的手摇计算机陪着我，心里还真有点害怕呢。没有报酬，只有使命感支撑着我。

　　记者：您的发言，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支持？

　　郑励志：是的。全场热烈鼓掌。在场的经济学界三位重要领导——薛暮桥、骆耕模和于光远，激动地和我握手，夸我“做了件好事”。会后，我把发言稿重新整理成近1.9万字的文章，发表在复刊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一、二期上。蒋学模教授那句话，就是读了文章后说的。日本主流学术刊物《世界经济评论》全文译载。日本学者评论说，郑励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