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讲真话 ——访郑励志

　　记者：您觉得在这几件大事上，作为一名学者，最可贵的是什么？

　　郑励志：我说的这些，并不是创造发明，我只是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在国家需要时贡献出来，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让闭关自守了几十年的国人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可贵的，就是敢于讲出来。

　　记者：听说到了1980年代，您又成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

　　郑励志：80年代，我主要就是鼓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康办”，我向当时的市委领导班子（包括江泽民同志）作过关于股份制改革的报告；在全国政协，我也提出关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发言，有一定影响。

　　记者：您在日本经济研究方面贡献不小，与您的出身有很大关系吧？

　　郑励志：我是福建移居台湾的第七代，世代农民。日据时代，只能学日语，所以，我的日语基础比较好。台湾光复后，我20岁，才有机会学汉语。1949年，24岁的我离开台湾，到香港半工半读，又到北京进入华北军大学习。1956年，我31岁，已经结婚了，才考上复旦，五年后毕业、留校，一直做到80岁退休。

　　我在干校接受审查时，被调回来编书，大概是1972、1973年吧，编写了《战后日本经济》一书。听说，周总理看了这本书很高兴，让外交部的人都来读。

　　1980至1981年，我应东京大学邀请去做访问学者，是该大学请的中国第一个社会科学访问学者。日本《经济学人》头条报道过我的研究成果。《东洋经济》1981年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国从日本经济现代化的秘密中学习什么》，1985年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后退》。这两本以及《世界经济评论》，都属于日本主流刊物。

　　2004年度，日本授予我“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奖励我“多年来对日中交流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