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委员建议出租车牌制度借鉴“香港模式”

　　借力“燃油税改革”，催生“上海特色”

　　但“香港模式”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十全大补膏”。“温州市出租行业也曾全盘照搬香港模式，但目前来看，并不成功。”朱建国说。作为投资品的车牌自由买卖，将直接催生“牌照黄牛”，直接恶化出租车行业的环境。

　　应该看到，上海现有的出租车模式有其合理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上海成立5大出租车公司，形成了一批品牌好、形象佳的“上海差头”。为此，朱建国提出，在此基础上，能否借鉴“香港模式”，逐步引入出租车牌拍卖制度，形成多种出租车模式共同经营的局面。同时，政府推出征收“车牌转让所得税”，取代原先的“份子钱”。

　　提案中建议：在保证现有出租车行业的体制机制前提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参照“香港模式”，细致调研后，适时、逐步引入配额拍卖车牌制度，开放车牌自由买卖。并同时成立对口单位，制定细则，指导车牌的具体拍卖、转让。

　　“每个推向市场的车牌，从拍卖到转让必须实名登记。由政府统一向出租车车牌转让征收所得税。”朱建国解释，用征税的手段，实际上针对的就是牌照“黄牛”。“牌照转让次数越多，纳税率越高。”

　　至于牌照拍卖后所得税款，朱建国建议，设立一项“的哥平准基金”，用于补贴行政支出，支持行业、司机的整体发展。

　　“上述制度的优势在于，兼顾了的哥群体、出租车公司、政府三方利益。”提案最后写到。

　　制定弹性定价机制

　　此前在北京举行的“2008中国交通运输价格高层论坛”上，有专家建言：政府在对出租车市场实施价格管制的同时，应该制定灵活弹性的公共定价机制，此外要降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

　　“对出租车运价的管制不能走极端，判断具体管制政策是否合理的依据，应该以出租车驾驶员是否提高社会福利为标准。”专家建议，首先，要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特点，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改统一定价为弹性定价；其次，要对现行的价格听证会制度进行改革，成立由管制机构、经营者、司机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组织，共同参与管制政策的制定，并且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定期提供评估报告，从而降低管制机构被“俘获”的可能性。